禁书：书生之痛文明之厄

提起禁书，就会使人联想起《金瓶梅》、《品花宝鉴》、之类的“淫书”，事实远非如此，“琐语淫词”只是禁书中的沧海一粟。秦禁《诗》《书》、汉禁《老子》《庄子》、北魏禁佛经、初唐禁阴阳术数《三皇经》、南宋禁野史、元禁伪道经、明代禁时文妖书、清代可谓全面开花，连民间自编词典也属违法……

　　本来，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文明的载体，应该奉之若神明才是，为什么恰恰相反，它常遭劫难，以至斯文扫地呢？成亦萧何，败也萧何，书籍与儒生经常遭受凌辱，恰恰是因为它的传播、教化功能。纵观历朝禁书种类万千———从儒家经典著作到野官稗史、从文豪文集到术士妖书；理由万千———从“妖言惑众”到“伤风败俗”、从“浮语谤语”到“异端邪说”……不过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当某类书籍的存在、流行对执政者的统治权力构成威胁时(有时仅仅是当权者的多疑，或者检举者添油加醋挟私报复而已)，它们就难免遭受“燔”的命运，它们的主人也就难逃“弃市”之厄。

　　除了这个理由，禁书频繁也与封建社会对国民意识形态操纵，经常出现独尊一家废黜百家的现象有关。当某一家的理论、主张对当时的统治有利时，这一家就会成为“御用思想”，连它的主人也得道升天，而不幸与“御用思想”有抵牾者，对不起，识相的乖乖收起你的“毁谤之论”，否则……

　　禁书不独中国才有，但中国的禁书史无疑是最恐怖、最血腥的。禁书先禁人———禁书者总喜欢从肉体上消灭作者，甚至连坐，累及子孙亲人。从秦始皇的“坑儒”开始，到后来的灭门、株九族、戮尸……因言获罪，血迹斑斑。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布鲁诺因维护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被罗马宗教法庭视为异端，处以火刑，惊动世界，而此时中国正在禁书高潮来临之际，康熙二年单就庄廷诚因藏《明书辑略》一案，不但藏书者全家问斩，连作序参阅过的十四人也遭凌迟。

　　禁书令虽然是当权者发的，但许多禁书主张恰恰是来自文人本身，这也是禁书史上令人唏嘘的事实。商鞅主张禁《诗》《书》、宋朝参苏东坡的何舒两御史、清朝许多的文字狱发明者莫不如是。这些文人或出自“清君侧”的“正义”，或为借刀杀人剪除异已，干起了检举攻讦之事。同为文人，他们干这种事可谓得心应手，想象力非一般人可比。文人相残，斯文不存，这种现象值得剖析。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清龚自珍《咏史》)。禁书禁到这个份上，传统文化还有多少精华可言？一部《四库全书》说是集天下图书之大全，其实都是“焚书”的余烬而已。禁书，既是文人之灾，也是文化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