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做官幸耶非耶？

　　人生道路的选择，说到底是对人生价值的选择。人生只有一次，不可重复亦不可逆转。如何让有限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在官本位文化传统生活的文人，似乎人生的目的、生命的价值就是当上官、爬高官、跳加官，他们不懂得文才不等于官才，文运不等于官运，以至出现范进中举那样的悲剧，比比皆是。历史上有一些文人，一生不仕，给后世留下千载之业；也有一些文人，后来做了官，也就难有千秋伟业了。文人做官，幸耶非耶？
　　这方面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唐人陆羽，自唐以来一直尊为“茶神”，他终身不仕，著《茶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如果入仕，“天下益知饮茶矣”！徐霞客科举失意后，从此弃去一生不入仕途。如果不是这样，他能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去走遍名山大川，实地考察自然，写出那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么！李时珍曾在京师太医院干过一年就退了，才写出1892种药物的分类说明，并绘出千余幅草木图的《本草纲目》，建立了一个新的本草学体系。李白一生都想入仕，自比诸葛、谢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曾当过翰林学士，如果他那双高傲的靴子，不是留在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他就去写诗去了，那么也就不能给后世留下那么多光焰万丈的诗篇。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五考进士不中，毅然放弃科举，集中精力写他那部伟大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这部书1637年出版，是年宋应星51岁。遗憾的是第二年，宋应星出任福建汀州府推官，这是七品地方司法官，纯粹是个芝麻官。宋在做官期间，既不见他继续《天工开物》的研究，也不见他把《天工开物》的研究对诸实践。他是在51岁这个科学家黄金年龄就停止了科研生涯，这对他自已对社会都是莫大的损失。七品芝麻官简直遍地都是，能写出《天工开物》的宋应星可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啊！
　　由此我想起了文坛巨匠茅盾先生，1950年出任文化部长后，就再没有写出像《子夜》那样的作品，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圈阅公文、主持会议、接待来宾、总结经验等等琐事上去了。作为大作家，我国文坛上少不了像茅盾这样的巨人的，他完全有能力对祖国的文学宝库增添更丰富的财富。但是作为文化部长，少了这位沈雁冰又有多少损失呢？若茅盾不当部长，一定能给新中国以来的文坛留下更多的著作，一定能对繁荣文学事业发挥更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决不是一个作为部长的人所能企及的。又如，大剧作家曹禺先生，解放后曾任全国剧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人艺剧院院长等多种社会职务，他本想在晚年多写点剧本或其他，可是他在数不清的应酬，开不完的会议，接待不完的来访者，照不完的合影中，稀里糊涂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道路，在他晚年的数十载里，几乎是一事无成。所以，他在晚年的日记和谈话中，多次流露出痛苦的心境，几至长歌当哭。同样道理，如果曹禺不当诸多社会职务，一定会写出新的《雷雨》和《日出》，一定会使我们的剧坛增加新的光彩。可以当部长当院长的人才车载斗量，而茅盾、曹禺这样伟大的作家，至今还属于凤毛麟角。清人赵翼早就发出这样的慨叹：“一枝生花笔，满怀镂雪思，以此溷尘事，宁不枉用之。”让大作家的生花之笔批公文、划花押，简直是把这支生花妙笔浪费了。“何如拥万卷，日与在人期，好官自有人，岂必某在斯。”（赵翼《瓯北集•书怀》）
　　翻检二十四史，浏览文人之命运，历代究竟有多少文人被深深的庙堂情结笼罩着，不甘于在文坛上安身立命，为捞一官半职，放弃了自已的专业所长，至今官本位还闪耀着光环。初唐四杰的杨炯就说过：“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不能不说是文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