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囚”与同居权

　　最近有些地方的监狱开设了“夫妻房”“鸳鸯房”。此类人道的举措，引起了各界人士热烈争论。赞成者认为，这是给予服刑人员的一种人性待遇，他们以历史上的李世民“纵囚”为例；而反对者则指出，监狱是监禁改造犯人的地方，无限地放宽犯人的权利，法律的强制性严肃性便无从谈起。
　　白居易有首歌颂唐太宗的《七德诗》，其中有句“死囚四百来归狱”，颇受人注意。据《资治通鉴》记载：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辛未，帝（李世民）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当时，朝中文武都认为唐太宗此举欠妥，必有借此逃窜亡命不归者。然而，死囚们竟然非常守信用，按时归狱。这就是著名的“盛世之举”。如果不是唐太宗刻意安排，想制造“奇迹”，便是他的“自信”---湖泊尽缧绁，山丘皆囹圄。普天下都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孙猴子能跑到哪儿去？
　　“纵囚”，客观上的主要“功绩”是适当地照顾了囚犯的“同居权”。食欲长期得不到满足，必然促使生命的夭亡，而性欲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则必然引发精神上的混乱。在铁窗中，自慰、同性恋、性错乱、性压抑等现象普遍存在，极大地扭曲了囚犯的人性。“纵囚”，多多少少解决了这些问题，照顾了囚犯们难得的“同居权”。这种感召，无疑要胜过千百次的说教与“震慑”。
　　司法专家常常说：“正义不能只存在于监狱之外。”“同居权”与其他权利不同，剥夺了囚犯的“同居权”，就等于剥夺了其配偶的“同居权”，如此殃及无辜，很难说没有刑罚株连之嫌疑。这是很多人心知肚明却最不愿承认的缺憾。　
　　给予囚犯以有保留的“同居权”及其他权利的，并非唐太宗的首创。《后汉书·吴佑传》里说：山东的安丘县有个叫毋邱长的男子，有人喝醉了酒“辱其母，长杀之”。“既就狱，佑谓曰：‘赦汝非义，刑汝不忍。汝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无子。’佑乃令其妻同宿狱中，妻遂怀孕。长临刑，告母曰：‘妻若生子，当名之曰吴生也。’”
　　《晋书·曹摅(读shū)传》里也称：有个叫张兑的，因为给父亲报仇，而进了大牢。县令乔智明听说他有妻而无子，“愍之，令兑妻入狱，后遇赦得免”。《北史》中称：后周时，裴政为司宪，用法宽平。囚徒犯极刑者，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死于我，死无所恨。”以同情其“无子嗣后裔”，而行关照性欲之实，这样的法外行仁，符合当时的“国情”，富于人情味。
　　我国目前的很多“监规”，除了人类文化发展普遍的共融性之外，都是基于传统文化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少地方的监狱已经设立允许夫妻同居的“特优会见室”，凡在服从管理方面获得相当等级的犯人，只要有合法的身份证、结婚证，经犯人本人申请，获批准后，其家属可持结婚证及当地派出所证明住进监狱“特优会见室”，享受“同居权”。这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刑罚走向人道、理性的必然要求。
　　我国《监狱法》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在服刑期间一贯表现好，离开监狱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监狱可以根据情况准其离监探亲。”这是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保证他们吸取社会营养的一种有效方式。
　　要切实维护囚犯的“同居权”，且不能损害社会上的老百姓的生命权、财产权，这是对监狱工作者的严峻的考验。“虎兕”出于柙，肯定会出现一定的“险情”的。任何粗枝大叶或侥幸心理都将导致灾祸或重大事故的发生。
　　《宋史》里称：“谢方明为南郡相，尝于年终放江陵狱囚，使过正月三日还到”。郡里的其他官员以为“昔人虽有其事，或是记籍过言，当今人情伪薄，不可以古义相许”，谢方明不听，“悉遣之”。后来，到了规定的日期，有人因为喝醉了而拖迟了两天；有个囚犯过了十五天还不报到，其他的官员要下令追捕，谢方明坚持不抓。“囚逡巡墟里，不肯遽至，乡里责让”，才被送回监狱。
　　唐太宗的“皆纵遣”与谢方明的“悉遣之”，显然是“过去时”了。改造好的与态度恶劣的一个样，这种“一刀切”不利于勉励先进和思想转化。国外监狱罪犯的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既有社会及罪犯本身的原因，也有监狱过分讲“人道”，囚犯“进宫”如同再回“温柔乡”的因素。大牢里照样可以狎妓取乐，不再是畏途了。
　　据有关人士介绍，我国比较成功的经验是：刑期过半，余刑不多，且具有良好表现记录的宽管级以上级别的服刑人员才可申请使用“鸳鸯房”。服刑人员申请后，他所在监区的管教民警对该服刑人员表现作出意见；监区会务集体讨论；报狱政科审核；监狱分管领导审批。这四道关都过了之后，服刑人员才能根据监狱的安排，等待夫妻会见。
　　有资料显示，天津监狱从1985年开始，让多名犯人放假回家过年，元宵节后又有十多名犯人回家探亲，他们都在指定的时间返监。，在“安全返监”这四个字的背后，严格审查，有计划、有组织地妥善安排，既要考虑社会效应及负面影响，又要时刻警惕注意罪犯内心世界的瞬息万变，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系统工程”。
　　维护“同居权”是对服刑人员生存权的尊重。监狱执行刑罚的社会化、人道化和文明化，减少司法成本，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监狱改革的一种潮流。我们国家维护“同居权”的步子应该算是迈得既快又轻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比唐太宗的“纵囚”要精彩得多，要稳得多，要负责许多了。

　　(刊于《潇湘晨报》2月19日“精神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