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情结

　　在电视上，武侠一直是个经久不衰的题材。每次金庸的一部作品翻拍，都能炒作出许多新闻。台上，武侠们一个个闪亮登场，你来我往，刀光剑影，演绎着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台下，看客们如痴如醉，你点我评，互不相让。正是：你尚未去我登场，大小侠客闹荧屏。
　　侠客古已有之。司马迁称赞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张衡《两京赋》开头就说，“都邑游侠……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月黑、风高、黑衣、蒙面、荒野、客栈、好马、快刀、美女、佳肴，想出手时就出手，痛快淋漓，多酷呀！正所谓人人心中一江湖，谁儿时没有过无所不能的“大侠梦”呢？
　　然而，这种奇特的社会现象，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遇到现实的痛苦、不满和灾难时，人们往往求助于神佛仙人，可神仙虚无缥缈寻不见；盼望着遇到明主，偏偏又是糊涂混蛋透顶、骄奢淫逸的昏君；实在没辙有个清官也行啊，可清官好象绝了种，比珍稀动物还少。当有冤无处申、有苦没处诉时，只好寄希望于大侠给自己撑腰做主了。侠客们也有所不同。侠之大者，晓民族大义，为国为民，替天行道。次之者，义字当头，路见不平一声吼，锄暴安良。下之者，私人恩怨，不共戴天，你杀我，我杀你，怨怨相报。更多的则是鸡鸣狗盗之徒，拿人钱财、给人消灾的货色，甚至黑吃黑、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
　　侠客的存在曾有过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不容忽视。韩非子就把其列为“五蠹”之一，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瞿秋白更讲，热心武侠的下层民众在民族灾难面前不是团结一心，起来抗争，而是犹如“一盘散沙，而且是戈壁沙漠似的散沙。他们各自等待着英雄，他们各自望着，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仙，尔且安心作奴才’”。许多响马、强盗、绿林好汉正是抓住人们的尚侠心理，以侠自居，招摇撞骗，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即使一些为人称道的大侠，也多是行为乖张，藐视一切，无视人间法律和社会规范，往往恃强而行，一言不合，不问青红皂白，就要人脑袋搬家，视人命如草芥。这与崇尚文明、讲究规范、重视秩序的现代法治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水浒》热播时，一首主题歌唱得人们热血沸腾，打架斗殴大增，媒体不得不反复告诫孩子们不要模仿，随便出手。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是不需要侠客的。试想一下，今天这一帮与那一派在仇杀，明天为武林盟主动刀动枪，后天又为一本武学秘籍你争我抢，即使你武功高强，也得天天提防暗处的飞刀和仇人的追杀，天下哪还有安全可言？
　　在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讨个“说法”要上访几百次，评个冤案得耗用几年、几十年时间，讨债公司、出气公司大行其道，流氓、地痞、村霸治村，人们保障不了自己安全和权利的时候，侠客情结恰恰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侠客热”有它的社会和历史基础。但这种开放在历史文化之上的“侠之花”，无论多么鲜艳，也只能是“恶之花”、“毒之花”。寄希望于虚幻的武侠，或者企求以“侠”的行为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对武侠戏，消遣娱乐还可以，千万别当真。否则，不想着法制的健全和完善，却津津乐道于侠肝义胆，梦寐以求天下掉下个大侠来主持公道，那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