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与鲁迅

　　林纾（字琴南），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首开风气，致力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对于推动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人是矛盾的集合体。某些行为怪异的人物，所暴露的矛盾尤为突出。林纾在清末民初，是个奇人，也是个怪人，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充满了矛盾。
　　林纾曾经向“桐城派”大师吴汝纶问学，然而当桐城末流刻意追求“净严”，不免失之枯淡，文风凋敝之时，他却独能冲破樊篱，自抒“性灵”，以漱芳挹芬的葱茏之美，卓然名世。尽管他曾受到过吴汝纶大师的称赏，但他与桐城末流在文风上的区别，却是十分显著, 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这样一位“古文”大师，适应时代需要，以他凌厉酣畅之笔，翻译西方小说，在二十多年中，完成了180余种译著。他没有学过外语，他的翻译，是借助一些留过学的朋友口述，组织成文。十九世纪末, 大多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茫茫然之际, 林纾的译作一出，立即轰动全国，风行一时。
　　在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转型期中，林纾的译著起到了开辟鸿蒙的作用。他翻译的作品曾经滋养过一代新文学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冰心，稍后的钱钟书、陈白尘等也受过他的影响。
　　这里仅以鲁迅为例，看看林纾对新文学作家的影响。
　　林纾译著风行时，正是青年鲁迅接受新式教育的时候，即他在南京求学和日本留学期间。在这近10年的岁月里，只要遇到林纾翻译小说出版，“鲁迅每本必读”（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现在如果翻阅一下周作人忆鲁迅的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到，青年时代的鲁迅对林纾译著十分重视（对其不足当然也有不满），林纾对他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指出严复和粱启超对鲁迅产生过影响之后，又说：“这以后对鲁迅有大的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同时还有两本有光纸的书，一名《包探案》，是福尔摩斯故事，一名《长生术》，乃是神怪小说”。
　　周作人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收有他自己在南京时的几则日记，里面记有鲁迅购藏林纾的书的情况。
　　其一，辛丑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阴。上午闲坐，索士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索士回去。看《包探案》，《长生术》二书。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又约略翻阅《农学丛刻》一过。”“索士”鲁迅那时候的字。这里记的是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前，将平日读的几本书送给周作人看。《包探案》《长生术》《巴黎茶花女遗事》，均为林纾译著。
　　其二，癸卯年:“四月十四日：晴。上午往城南，在明达书庄买《华生包探案》一部，价洋四角，大哥来信令购，并嘱寄往日本。”这是指1903年，鲁迅在日本给周作人来信，嘱他购林译《包探案》的另一个版本，寄给他。这个侧面表明了他对林纾译著的重视。
　　其三，甲辰年:“前数日得自树信云，书已寄出，久待不至，一周后始得日本邮局小包收据，……书共十一册并摄影一枚，内有《生理学粹》、《利俾瑟血战余腥录》、《月界旅行》、《旧学》等皆佳”。这里记着1904年鲁迅（“自树”为鲁迅用的另一字）给周作人寄的书。其中《俾利瑟血战术余腥录》系林纾译著，《月界旅行》则是鲁迅自己翻译的小说。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鲁迅对林纾译著的购读是持续不断的。
　　周作人本人是1906年到日本留学的。他到东京的时候，正是鲁迅放弃学医，“想提倡文艺运动”之始。他亲眼目睹的鲁迅，对林纾译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周作人又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由此可见，此时的鲁迅仍然一如既往，对林纾译著是十分喜爱，留意珍藏。
　　因为爱看林纾所译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鲁迅便与周作人合译了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合著的《世界欲望》，改名《红星佚史》，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们后来之所以萌生翻译“弱小民族文学”的愿望，这有林纾译著的启发，也有对林纾译著不满，刻意另起炉灶。因为他们看到林纾的涉猎面局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学，而不注意弱小民族与被压迫的国家的作品，于是便想弥补其不足，而专注于弱小民族文学的介绍，于是就有了他们的《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出版。
　　对林纾译著的阅读，贯穿了鲁迅的整个求学时期。后来辩别力提高, 注意到林纾对有些名著含有“错译乱译”之处，认为“他遇到真正有滑稽味的作品反而全都弄糟了”。到了民国年间，林纾译著的翻译质量更是下降，于是鲁迅对林纾译著不再问津，“是完全断绝关系了”。
　　需要说明的是，林纾的文艺思想对鲁迅产生过有益的影响。林纾在所译外国小说的序言中，开国民性批判的先后，他深恶“唾面自干”的奴性，直斥苏味道、娄师德“中国至下之奴才”（《鬼山狼侠传序》）。鲁迅受其影响，他的小说无一不是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林纾提出小说“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命题，倡言“扫荡名士美人之局”、“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这是一种清醒的平民意识，代表了文学创作现代意识的觉醒。鲁迅《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无一不是为下等社会写照，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肯定不是偶然的。
　　“五四”以来，由于林纾反对过白话文，人们往往纠缠这一历史公案，于是林纾早期的翻译成就和文艺思想中的进步因素渐渐被人们遗忘，这是不公正的。
　　林绎小说仍然有阅读价值，林纾的思想仍然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