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不“识相”

　　一个托钵流浪的小行僧投奔农民起义军，一刀一枪拼天下，十六年时间竟拼出个皇帝来。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岁的朱元璋在应天府登上了大明开国皇帝的宝座。“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朱皇帝在位三十一年，有近半的时间就为“置相”这件“大事”肝火频动，以至搅起持续不止的残烈飓风，最后一举把延续千余年的宰相乌纱彻底掀出了封建的政治舞台。
　　大明开国伊始，朱元璋以文武元勋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徐达长时间带兵征战在外，李善长位高权重，不免日渐骄纵，朱元璋则心生芥蒂。此间，朱元璋与御史中丞刘基几次谈过选相问题。一次有人弹劾李善长，朱元璋想借机调换丞相，便征求刘基的看法。刘基说：“李善长是国家的勋功老臣，能调和诸将”，意思是不赞成马上调整。朱元璋颇感奇怪地问：“他有好几次想陷害你，你怎么居然给他说好话呢？你有大功，又忠诚，我想用你代他为相。”刘基顿首回答：“这好比换屋梁，先要选好栋梁之材。如果把一些小木头捆在一起做屋梁，将会加速房屋倒塌。我生性驽钝，怎么敢担当这样的重任？”后来李善长罢相，朱元璋又一次与刘基交谈，提出欲拜杨宪为相。杨宪与刘基交情不错，但刘基却力言不可：“杨宪有丞相的才干而无丞相的器量。做宰相的，要持心如水，以礼义为权衡，而自己不置身其中发生利害关系。杨宪不是这样的人。”朱元璋又提名汪广洋，刘基说：“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元璋接着又说出一个胡惟庸。刘基对胡惟庸有更深刻的认识：“为相如驾车一样。用胡惟庸驾车，恐怕会败辕翻车的。”朱元璋一听在刘基眼里三个人没有一个合适的，即表示“那做我的丞相，实在是没有比先生你更合适的了。”刘基竭力推辞说：“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事务，做丞相将有负于皇上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只希望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这些人，确实没有合适的。”
　　这就是明初的一场有名的君臣论相。刘基不以一已之好恶为衡，以知人之智坦率直陈，在具体分析评论几个人的长短利害中，道出了为相的标准，即：要心胸宽阔有器度，能公平持正不唯已，善理繁治冗负重荷。也许是所立标准太高，或是刘基眼光过苛，竟至“目前诸人诚未见可也”，建议“明主悉心求之。”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嘛！只要尽心求访，一定会得到贤才的。
　　甚为遗憾的是，刘基的一番见地深刻独到的肺腑之论却没有被“明主集中制”所重视和采纳。也有一点是采纳了，即没有用刘基为相。客观地看，在明初洪武年间诸臣之中，最合适的宰相人选当首属刘基，虽然其嫉恶如仇、“与物多忤”的性格常常不免得罪一些权贵，但确属辅政治世的能臣奇才。刘基自知已性而不愿入相，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朱元璋并非真心实意要用刘基为相，只不过是口头上随机提提而己；朱元璋岂不知凡胸藏高才大器者多不为权禄所诱，任之不易，焉可轻慢？真正的要害在于，刘基有着卓越的分析判断能力，足智多谋，识人见事深刻透彻且又刚强直言豪迈清廉，“发奸摘状，不避强御”，恰恰由此而不可能为贫民布衣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用。虽然刘伯温颇似诸葛亮，但朱元璋却不会是刘禅。对于生性忮刻雄猜的朱元璋来说，亲手打下天下，自然要亲手治理天下，岂能用一个智而刚的人为相而分散皇权？
　　朱元璋选相终未用刘基，竟使贤能不得其列，此其不“识相”者一也。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相继任相，又相继败事伏诛，尤其那个胡惟庸，把明初政坛几近搅成一锅粥。使奸佞怙恶高位，此乃朱元璋不“识相”者二也。
　　且看那驾辕的犊子劣马胡惟庸。此人为李善长的同乡，做过县吏、知县。其性最善揣摩上意、狡黠善谀。李善长在朱元璋手下秉政，胡以二百两黄金行贿于李，从此在李的提携下步步青云。按凡靠行贿买官、胠箧逢迎起家者，自然深信讨好不费力的“逆取”之道；而“逆取”者只要一步得逞，就会无所顾忌地一往直前，若非如刘邦、李世民、朱元璋那样最终登上权力的绝顶，是绝不会满足既得而甘愿“顺守”的。胡惟庸尝到了付出二百两黄金的甜头，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在朱元璋身边着意曲谨市宠。朱皇帝喜阿谀，对胡惟庸恩宠有加，以至于不听徐达、刘基等元老重臣的真诚劝谏，擢拔胡为丞相，独揽中书省大权达七年之久。胡爬上了位极人臣的相位，骄恣无恐，构结祸乱，尤其是在谋害了曾明确反对他为相的刘基之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窃弄权柄达到了几乎把朱皇帝驾空的地步，直至心生谋反异图。到了已成气候的时刻，朱元璋才有觉察，抓住机会以“擅权植党”、“谋逆”罪一举诛戮，夷三族，尽诛僚党，曝出了明朝开国以来第一宗大案要案。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之名，株连蔓引，大开杀戒，以至胡党之獄延续十几年，坐诛者达三万余人。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残斗，不能不说是朱元璋不“识相”所交纳的学费，所付出的代价。
　　杀人无数不说，还有一个沉重的代价，即朱元璋由胡党之獄而一怒废除了丞相制。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伏诛后，朱皇帝下诏“今我朝罢丞相”、“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至此中国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终结，一切权力归皇帝。因人而废职，恶奸而拆庙，譬若失足倾跌，不省己之目昏视弱，反至塞途绝骑，此又朱元璋不“识相”者三也。
　　君（代表国家）权与相（代表政府）权之间，历来有相辅相成，又有纠葛争斗。在封建集权专制制度下，两权之间运作如何，主要取决于皇帝与宰相的个人素质。朱元璋断言“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回头看，这话显然偏颇片面。秦之短命，根在暴政，赵高阴谋弄权，在秦统治集团内部起了加速灭亡的正催化剂作用，并非根本的决定的因素。至于董卓、李林甫、杨国忠、蔡京、秦桧、贾似道之辈的奸相乱政，其身后总有或懦弱无能、或昏庸暗昧，或淫逸苟且、或骄奢偏愎的皇帝在撑位坐庄。兵熊一个，将熊一窝，君熊一国；皇帝不济事，何以全怨宰相专权？宋儒程颢曾说“天下之乱治系宰相”，若果真如此，那皇帝“不几如木偶旒缀乎？”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不论你搞分封制、郡县制、丞相制、殿阁军机制，都不可能从“根”上完全解决权大震主、头轻脚重、尾大不掉的恶弊。事实上，从朱元璋大刀阔斧废相到封建社会灭亡的五百多年里，虽然没有了宰相之制，但奸佞擅权乱政误国之事并没有灭迹，如明嘉靖年间的严嵩、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清康熙初年的鳌拜、乾隆后期的和珅等，这些人均无宰相之衔，然专权植党，胁主乱政，与往者奸相比，无异有甚，此岂非朱皇帝所始料不及？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但任何制度都是要由人去遵行履实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在马背上夺取天下的朱元璋当然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懂是懂，但照样用非其人。何故？“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而知人的最难之处又在于识奸，大奸似忠，大伪似诚，——“王莽谦恭未篡时”，既使贵如帝王，也难免心瞀智折、耳聩目迷。
　　曾有前人说过“明祖行事多仿汉高”。同为布衣皇帝，朱元璋对刘邦自然是惺惺相惜，效仿以则。但是仿影容易仿神难，仿外容易仿内难。在知人这一点上，朱元璋就比刘邦略逊一筹。同样是“置相”，我们看看刘邦的深智。
　　汉高祖刘邦即位的第八年（前195），因讨伐英布中矢病甚，将不久人世。这时吕后问高祖刘邦：“陛下百年之后，如萧相国去世，让谁来接替他呢？”高祖说曹参可以。又问曹参以后的接替人，高祖说：“王陵可以，不过他略显愚厚刚直，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慧有余，然而难以独自担当重任。周勃深沉厚道，缺少文才，但是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这是在朱元璋刘基论相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刘邦吕后议相，且朱元璋是选时下之相，而刘邦是遗嘱自己及萧何身后之相。刘邦看重的首先是人的笃厚质朴刚毅正直的本性，即忠厚诚信第一，不尚文华矫饰；对于陈平的聪明多智、灵活权变，认为难以独撑大局却可以为助。在刘邦萧何之后，大体上是依照高祖的临终所言，四人相继或互补互相，保证了汉初大政方略的连续及十几年社会政局的稳定；特别是周勃与陈平合力诛灭诸吕之乱，使刘氏天下得以安续。
　　刘邦遗相深谋远虑、知人善任，得以稳定政权；朱元璋不纳箴言、误用奸佞，险近倾覆帝祚，两位开国的布衣皇帝在知人用人上的差距明显可见。然而也有“英雄所行略同”之处，譬如登上九五之尊后就大肆诛杀功臣宿将，所谓“狡兔死，良狗烹；高乌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在卸磨杀驴这一点上，朱元璋比刘邦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皇帝甚至创立了特务网络，利用特务手段大行恐怖统治）。识人难而杀人简单，找个所谓奸党逆臣的情由，有个五、六分熟就可以“摘瓜”，甚至莫须有也成。此恰是识人驭人能力不足者之所为。识人不够，必生偏失，生猜疑，而纠偏救失，灭疑去猜的最便当快捷的办法就是杀人，即识不够，杀来凑，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掉一个。历史上的皇帝们为了来之不易的一人一姓的家天下能够传承千秋万代，这样干可以说是不足为奇；然而在跨越了近六百年后，在新共和制的这片土地上又发生了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其恐怖惨烈其损失代价简直无以复加，岂不令人深思难解？痛定思痛，人们想到了民主，想到了法制，想到了人权人性，想到了体制制度，但最为直接最为现实的，还是识人用人这件大事呀！

　　二OO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