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载孝道，何载官道

　　　　　　　　　　　　　不载孝道，何载官道
　　9月14日《山西晚报》载山西河津市“局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暂行办法”规定，局级领导干部应当具备“干部任用条例”的规定外，河津市新出台干部提拔条例中还规定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对此社会出现热议，对以“孝”选“官”的合理性争论不休，虽然赞同者居多，可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认为此举有“泛孝主义”之嫌，孝的认定模糊；或认为有“忠孝难以两全”之窘，孝道难载官道。
　　笔者初见以孝敬父母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甚为惊讶，再见“局级干部”的对象范围，更是感到困惑。其一，按照这种表述，我便产生这样的疑问：“局级以下”干部是不是无“孝敬父母”的硬性规定？其二，“孝敬父母”既然成为选拔任用“局级”干部的高标准，必是人民公仆中有不合标准之人，“不孝之徒”竟也为官？
　　何为孝？简言之，“善于事奉父母也”。但是由于悠久的历史造就了极其博大庞杂的中华孝文化，由西周的“尊祖敬宗”的祭祀之孝，到孔孟倡导的“善父母”之孝，再到董仲舒的“父为子纲”之孝，“孝”被赋予丰富的意义，由日常具体的行为规范(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到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再到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扬名声，显父母，孝之终也)，再到继承先人遗志的家庭责任(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再到“移孝为忠”的忠君观念(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几乎贯穿于整个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以至让人觉得模糊而抽象，然而各个时代却赋予“孝”具体的行为准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当然也应该对孝有新的理解，“善事父母”、“扬名声，显父母”固然是孝，而“父子相隐”、“郭巨埋儿”就不应再被视作孝。现代社会的孝，在范围上只能局限于家庭之间；对象上只能局限于亲子之间；性质上应该是双方互益；具体表现也只能是子女自觉的对父母的良好的态度与行为，“父母老了，儿女养之，父母病了，儿女侍之，父母死了，儿女葬之”，“常回家看看”就是现代社会“孝”的缩影。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对传统家庭道德观念和组织形式的冲击，人们“孝”的意识逐渐淡化，“逼老”、“刮老”等不爱护、尊敬老人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的的违法现象如干涉老人再婚、弃养老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孝被誉为优良道德传统的中国，以孝作为官员选拔的标准，与其说荒唐，不如说是无奈，连官员都须以明文规定要求其“孝敬父母”，可见当今社会孝道缺失的严重，何谈存在于遥远的传统社会的“泛孝主义”？
　　那孝应不应该成为官员选拔的标准呢？笔者认为不应该，“孝”理应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何以“抬高”到“做官”的标准？孝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根本不会产生孝道的观念，《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之俗，“壮者食肥美，老者饮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可见孝是文明人特征，一个连自己生身父母都不孝的人，尚不成人，何以为官？
　　无奈现实中人的文明状态良莠不齐，更有不孝之人混进人民公仆之列，那以“孝”作为其升迁的门槛也不失为良策。再者，河津市委出台的规定中，孝也并非选拔官员的唯一标准，只是与“孝敬父母、善待配偶、诚实忠信”一起作为附加条件对《条例》加以补充，在“共产主义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共产党员高尚品质之后再加上一条“孝敬父母”的人之为人的一般标准，在整体也不至于破坏原有的用人制度。
　　如果“孝”成为官员选拔标准，那么孝道和官道将会是什么关系呢？在隋朝兴科举之前，“举孝廉”就是典型的用官制度，这固然有它的道理。孝子虽然未必是“好官”，但“好官”必定是孝子。古往今来，但凡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之人，没有不是孝子贤孙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无一不是孝子，新时代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也是有名的大孝子，当年元宵佳节他用地排车拉母亲看灯，成为聊城地区争相传颂的佳话，赴藏之前，他跪抱80岁老母亲痛哭失声，更发出“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就让我向西藏人民尽孝吧！”的感慨，以其赤诚的孝子之心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实为“移孝为忠”在新时代的诠释。可见“忠孝难两全”不足以否定将孝作为官员选拔的标准——没有“孝”的品质，必是不会面临“忠孝难两全”的抉择，能发出这种感慨的必是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民族效忠而建功立业者，“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见中共中央1939年发出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百善孝为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逻辑，也是必然的逻辑，齐家是最重要的环节，是立身之本，治国之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私域”的家庭道德尚不能遵守，不要妄想他遵守“公域”的为官之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载孝道，何载官道？
　 由此观之，河津市委出台的规定不得不让我们叹息孝道的缺失，而同时又为政府官员的以身作则的决心感到欣慰，其评价标准姑且不论，这一规定的出台，我们确没有反对的理由。扪心自问，自己“善于事父母”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