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阅读日无异于空中楼阁

　　在“两会”期间有人提出设立“国家阅读日”，著名文化人余秋雨先生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有三：一、已经有一个“国际阅读日”，4月23日；二、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果把网络阅读也包括进去(当然必须包括)，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三、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世间事不可能人人、事事亲历亲为，我认为阅读是一种捷径，是一种最轻松便捷的“借力”行为。然而，本人一样反对所谓的“国家阅读日”，因为真正的阅读是一种习惯，是一种自主、自发的学习乃至生命体验；而“国家阅读日”却将之变成了自上而下的集体性倡导和“指导”，除了有可能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意识形态取向取代个体的经验性阅读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国民的阅读习惯、读书率“每况愈下”的当口，客观上也有转嫁政府义务的嫌疑——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提高全民教育水准和素质的义务，通过“国家阅读日”的形式，轻而易举地转变成了国家对公民的某种期待甚至要求。

　　众所周知，今日中国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与持续多年的教育乱收费、大学高收费、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持续走低一脉相承地呈正相关关系。高学费低收益的教育教学体制，使“读书无用论”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迅速抬头。此外，十多年来，总数高达三四千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不平等，往往缺乏一张安静、安定的书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代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由此导致的国民受教育水平低下，必将引发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形成恶性循环。

　　设立“国家阅读日”的倡导者理由有三：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倡导者认为“这三个理由，不仅是对阅读意义的阐述，也是解决当下教育问题与社会风气的一帖良方”。理由和目标当然很好，但不说是扬汤止沸、本末倒置，起码也是过于天真。解决国民阅读率低下的问题，惟有从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和普及有效的高等教育入手，而不是反过来，试图通过“国家阅读日”来解决教育问题。

　　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可以说明问题。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减税、增加公共开支、普及教育等一系列办法，全面提高国民收入和国民素质。不到3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跃超过美国，除了衣食住行在亚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学率90%以上，大学升学率34%以上。由此带来的就是国民阅读率的大幅上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高。时至今日，1亿多人口的小小岛国，却有多份发行量超千万份的报纸，而且人家都是自费订阅，不是强制发行。

　　古人言，衣食足而知礼节。其实对于阅读来说，道理同样浅显：衣食足而知读书。当下，很多国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读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因此，中国国民阅读率的提高，还必须跨过两个门槛：一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这两个基础，“国家阅读日”岂非空中楼阁哉？!

　　童大焕，中国保险报评论主笔，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