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远离“量化”管理好

　　“量化”管理,大概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应用“量化”管理，自有它的好处。看一眼数字就能大致看到下边各单位的工作成绩和差距。“量化”指标一下，下边拼着干、赛着干。完不成“量化”指标，脸上难看；超额完成，脸上生光。上面一汇总，也就是“上边”的“政绩”了。下一年“指标”只要在前一年“指标”基础上增加一个百分比的量，新的“量化”指标就出来了。真的是秀才不出门，能办天下事。
　　然而，世界上事物常常是一把双刃剑。靠它锋利的一面，能办成不少事；另一面的锋利，又有可能让人和事业受到伤害。“大跃进”时期赛指标，赛数字，其教训应该记忆犹新。
　　不能一概否定“指标”，但一旦这个“量化”指标，同自身利益、同加官进爵等等切身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这种“量化”的“杀伤力”就可能特别大，百姓受害也就特别深。地方上报的GFP比中央要高出近3个百分点，“量化”指标总是“超额完成”，这其中的奥妙，最常见的就是领导出数字，可伸保缩，变化自如。连国家总理查粮食也被骗过，何况是那些闭着眼睛的人，你好、我好、大家好呢？
　　那些不该“量化”的地方，要是硬去“量化”，伤害就更是显而易见。教育把学校升学率“量化”了，就丢弃了素质教育，摧残青少年健康成长。医疗卫生把经济效益“量化”了，就只顾宰病人“创收”，置人命关天为儿戏。把引进外资列入“量化”栏目了，一个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民郑炎铨，在广西梧州市就以零投资，用“美国远东公司”总代理的美籍华人身份，办起个皮包公司，酿成了一起震惊全国的“25亿美元洋人投资高速公路”诈骗案（3.1《现代书报》）。公安部门把破案“量化”为指标，吉林市公安局清河派出所所长屈文武为了完成“办案指标”，竟“雇来‘嫌犯’充指标”（2.28《城市晚报》）。广州黄浦区城管将罚款列入“量化”考核指标，“罚款额低于去年同期指标的，每一万元扣十分；高于去年同期指标的，每一万元加20分”（4.10日《南方日报》），要坑害多少老百姓！这些类似天下奇闻的闹剧，恰恰就是在冠冕堂皇的“量化”管理中演出的。
　　教训告诉人们，不该用“量化”方法去工作的领域，就该杜绝。非得用“量化”不可的领域，要把可能的伤害超前预防。倘不能把伤害化为零，就必须要把伤害控制在最小值。
　　“量化”管理，当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