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应善待正义

　　高敬德毕业于中医学院，一直从事药品经销工作。投入打假之前，是上海某公司华东区经理暨采购部经理，20万年薪，公司配车专用，在上海有一套房子。不去打假，他的小日子自是过得滋润。
　　2004年3月开始，他招来恶运，幸福人生嘎然而止。全部缘由就是因为他同药品“假家军”战斗不息。
　　由于打假，他花去了他的所有积蓄；由于打假，他被公司开除，饭碗被砸，先扳倒了自己；由于打假，他失去了朋友，成了“瘟神”，疏而远之；由于打假，他拒绝了制售假药人巨款收买；由于打假，他遭到歹徒暴打，连他的亲戚也不能幸免；由于打假，他的住宅不时被扎，人生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不得不东躲西藏；由于打假，他的妻子不愿共艰苦，离他而去；由于打假，他在浙江药监局遭受动以拳脚的“官打”；由于打假，他曾自费进京到国家药监局举报，却依然是孤军奋战；由于打假，他似乎除了自己的性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资本了。
　　高敬德打假的悲哀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单位把他踢出门外，投诉却无门。本该有公权作为他的强大后盾，却有意无意地配合了制假售假者参与对他的合围。在这样强大壁垒面前，他能有什么作为呢？他只会碰得头破血流。高敬德打假的遭遇，将告诉世人什么呢？是正义的伸张，还是邪恶的横行？不亦悲乎！
　　高敬德的悲哀，又是人性的悲哀。高敬德的行为是人类行为的正义行为，可他没有朋友的同情和支持，他最亲密的人生伴侣也没有一声安慰，背过身就走，任他陷入孤家寡人境地。无奈的平方，连他的生身之父，在临终前不得不抓住他的手，嘱咐他不要再做这种危险的事情。不可悲吗？在如此境况下，一个社会人还会去做一个正义之人吗？一位网友说得很直率：“说他是英雄有误导之嫌,这样的路并不值得宣扬。至少我的思想境界没那么高，至少自己做不到，也不能接受身边的朋友或亲人这么做”。呜呼，人们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崩溃，就不仅仅是悲哀，更是一种深深的可怕和深深的伤害了。这种不仅是对高敬德的个人伤害，更伤害了整个社会的正义，伤害了人们的良心和信念。
　　人们要问，倡导社会正义的主流层面不应该警觉吗？新加坡成为一个卫生城市，是靠严厉的惩罚得来的。因为道德说教不是万能的。没有严格的带有惩罚性的约束，良好道德形成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在最“革命”的年代，用“老三篇”为核心的道德，就“私”字一闪念也是不允许的，但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环境下，几乎是不堪一击。
　　基于此，倘若我们对高敬德换一种对待：把高敬德当鱿鱼“炒”掉的那个单位，是“国”字号的，就让那个头头受到毫不留情的“下岗”；是私营的，就给予经济上的重重惩罚，并运用舆论导向，形成合围性的道德谴责；如果那个“炒”掉高敬德的单位，必须重新聘用高敬德，而且把年薪增加到30万。这样处理，人们就不是远离高敬德，以高敬德为非，而是竞相学习，正义的人群必将连同正义的力量迅速增长，社会的邪恶将无处藏身。这还用处处担心遭遇“假家军”吗？
　　高敬德有着丰富的药物知识，又有着极强的药物辨别能力，更由于他有着高尚的做人品德，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倘若把高敬德招聘为国家药物监察部门的官员，赶走国家药监总局原局长郑筱瘐们，那些制假售假者，还能不闻风丧胆，还敢再胡作非为？倘若放着高敬德这样的难得人才而不用、不愿用或不敢用，就是更大的悲哀了！
　　倘如是，高敬德们就不会再悲哀了，此绝非仅仅是高敬德之大幸，实乃百姓之大幸，社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