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字概括中国社会的特征

　　如题。在笔者看来，这个字就是“虚”，即虚伪、虚说、虚让。当然，还有人所共知的虚假。
　　先说虚伪。众所周知，在中国为官，向上级“送礼”即行贿是必不可少的过硬功夫。但送礼并不是仅仅舍得送钱、送物、送美女这么简单，其学问还是颇深着的呢！作为领导，倘若下属送什么就收什么，那成何体统？多没脸面？以后还怎么树立威信发号司令领导下属？因此，送礼这事情在当下中国就很复杂，颇有学问。送礼者不仅要学会行为隐蔽，掩人耳目，不留任何痕迹，而且更要使领导在得到礼品的同时，还不损形象、面子。面对诱人的“礼品”（比如美女），领导们明明心里馋涎欲滴，但嘴上却硬说不要。送礼者此时如果当真，那可就真成为白痴了。而精明者则是用虔诚恳切的态度、委婉动人的用词，一劝二劝再劝，直劝到领导收下的合理性、替领导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使领导在确保既不丢面子又感到十分安全的情况下，盛情难却，笑纳为止。官场可谓中国社会的心赃部位，而心赃部位都虚伪到这个份上了，那社会其它部位还用细说吗？
　　次说虚说。远的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豪言壮语就不去说了。单说近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在一篇文章中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其一项标志便是中国“选择了比西方代议制更优越的代表制。而代表制与代议制不同，它是一种更彻底的民主实现形式。因为代议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轮换’制度，‘选民只有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举完成，在代议人与被代议人间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就将受制于一个异己的意志’，这一点，即使代议人完全出以公心也不可避免。马克思总结了几个方面：代表必须由各区通过普选产生；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代表工作时随时可以撤换；代表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代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在这里，刘教授转述了“马克思总结了” 的“代表制”比西方“代议制”优越的“几个方面”。然而，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有谁真正享受到了或看到了马克思所总结的这些“代表制”的“优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刘教授说得冠冕堂皇头头是道，但中国的现实却与之南辕北辙。这种说起来悦耳动听，做起来十撇连一撇都见不到，谁能否认这不是虚说妄道呢？
　　再说虚让。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问题时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其中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说得多么好听啊！然而，于今已经过去60年了，新中国成立也快60年了，老百姓敢监督政府吗？毛泽东还说过：“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民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1957年一些不知好歹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真的对共产党地说起来了……，结果好多人的“口无遮拦”却换来了“家破人亡”，而活下来的一顶“右派”帽子却一戴二三十年。如今，连跪着诉冤都属违法行为，遑论监督政府云云。事实说明，这些“让……” 不过是“虚让”而已，有谁一旦当真，真的去监督政府，到头来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至于第二代领导核心所说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谁都知道其内涵是舍意思，不说也罢。
　　虚伪、虚说、虚让，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就是，说的不仅不去照说的去做，且还不允许质疑；实际做的不仅不让人们说破，其实压根就不允许提。
　　最后，再说说虚假。在金钱的滋润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如今这虚假的东西不仅犹如庄周梦蝶的翅膀，纷纷扬扬，飘落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等等各个层面，而且还如花似玉地盛开在国人灵魂的深处。 就拿时下充斥于整个经济领域的虚假伪劣的商品来说，从吃的、喝的、抽的、泡的、蹬的、用的到穿的、戴的、抹的、看的、听的、骑的……可以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已经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以致连“打假”，都有“假打”。 至于人们讲假话，生产各种假冒伪劣精神产品，更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记得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曾经讲过，做事情有百分之一的水分就不得了啦。然而，从“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放卫星”直到今天的“领导三讲的稿和统计局的表”以及“保先”教育的总结报告，被国人注进去的水分岂止百分之一？！由此，笔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不知有多少事情，被多少国人特别是官人往里面倒进去多少水啊！而由此又上演了多少悲剧、造成了多少灾难啊！不仅危害自己，甚至殃及他国异族，给中国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记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列宁曾经说过：“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列宁选集》第4卷，第357页） 那么，在一个虚假的国家内，能够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