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赵承熙没有自杀

　　眼下，在众多的媒体上有一个令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赵承熙枪击32名师生后开枪自杀，可并没有看到美国人对他有多愤恨。相反，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为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上，同学们将他与被他枪杀而死的32人同样看成了遇难者，同样为他立了一块悼念碑，同样为他放飞了一个气球。不仅如此，他们还为他们没有能及时地向他提供帮助与安慰而心痛，为他的家人失去了他而心痛。
　　于是，众多的评论者对美国人大加赞赏。有人说，自林肯总统起，美国的文化中就有宽容的种子。有人将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对比，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中国人只会将赵承熙看成一个大恶魔。与这些评论者一样，我对这些具有宽容与反思精神的美国人也十分敬佩。但是，为了使我们看问题不至于过分偏颇，我又以为我还应该问一个问题：假如赵承熙没有自杀，那结果又将如何呢？
　　我们不妨先看这样几个例子：
　　2005年，中国日报网站有这样一则消息：1996年，美国人阿特金斯为了抢钱，谋杀了埃里克·内斯比特。2002年，法院以“智商过低，不足以承担死刑罪名”而让他保住了性命。此后的几年中，围绕着阿特金斯究竟是否“弱智”的问题，控辩双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2005年8月5日，弗吉尼亚州约克镇法院的陪审团经过13个小时的深思熟虑，最终裁决阿特金斯不属于智力迟缓，将在这一年对他执行死刑。
　　2005年，《新民晚报》有这样一篇报道：1960年，年仅21岁的美国人波特抢劫一家服装店时，开枪打死了22岁的店员约翰·皮戈特。1985年，波特越狱逃走。此后，他改姓埋名生活了20年，并成了反战诗人。然而，警方一直没有放过他，将列入了通辑犯之首。2005年3月，他再次被警方抓获，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2001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美国的10余名记者对美国国内的13名校园杀人犯（案发时，13人都为学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13名都受到了法律严厉的制裁：有一人被判了3个无期徒刑外加140年监禁，有3人将终生不得假释，部分人要等到50或70岁时方可得到这一权利。 对于入狱后仍有危险行为的少年犯，美国监狱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20岁的伍德姆不准观看电视，每天只能在一个小天井里放风1个小时。他的囚室每个月还得换上一次，防止他挖洞逃跑。14岁的戈尔登刚入狱时，其囚室窗户外层玻璃被安上了防弹装置。拉姆齐刚入狱时，因殴打同室犯人被单独囚了6个月。 　
　　事实证明，美国人不仅有宽容的一面，也有严厉的一面。他们不能容忍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哪怕犯罪分子已经逃出去10年20年了，并且早已放下了屠刀，他们也一定要将其缉拿归案。对于在押的犯人，哪怕是少年犯，他们也要严加制裁，剥夺其多方面的权利。因而，假如赵承熙没有自杀，假如他还活着，那他也逃脱不了法律的严惩，除非能证明他是极度的弱智或者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换句话说，他现在之所以受到如此的宽容，是因为他已经通过自杀的方式给了自己严厉的惩罚，已经通过剥夺生命的方式保证自己不再进行新的犯罪。可是，我们有些评论者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甚至还拿邱兴华与赵承熙加以对比，说明人家美国能宽容，我们缺乏宽容。这未免过于荒唐了。这里且不说我们是不是缺乏宽容，我只是想问，邱兴华一天残酷地杀死了10人，然后仓皇逃脱，企图保全自己的性命，对这样的恶魔给予严惩难道是不应该的吗？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美国人能让他逍遥法外吗？不知别人如何，反正对我而言，宁愿承受不宽容、狭隘的骂名，也不愿意放弃对邱兴华这种人的惩罚。常言说，惩恶扬善。不惩恶何能扬善？
　　此外，说美国文化中有宽容的种子，中国文化中没有宽容的种子，这种说法也令人难以苟同。老子说，以德报怨。孔子说，以直报怨。一个是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不主张以怨报怨，能说中国文化中没有宽容的种子吗？而且我们知道，他们的说法有极深广的影响。老百姓常说，“怨怨相报何时了”、“怨家宜解不宜结”、“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不正体现了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的思想吗？
　　有人举例说，马加爵的母亲在马加爵死去3年后仍然不肯接受马加爵的骨灰盒，这就与美国人对赵承熙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说明了美国人肯宽容，而中国人不肯宽容。这确实是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我以为这只能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肯宽容，一部分人不肯宽容，或者说有一部分美国人肯宽容，有一部分中国人不肯宽容。不信，我也可以举出两个颇有说服力的例子：例一，马加爵凶杀案发生当年，马加爵父母前往梧州，向邵瑞杰（被害者之一）父母谢罪。当时，邵瑞杰父母不仅前往迎接，而且与马加爵父母一起失声痛哭。难道这不能说明邵瑞杰父母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师生们一样包含宽容之心吗？例二，上文说到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中还说， 对于这13名校园杀人犯，美国各界反应不一。检察官指责他们中的多数是不可教育的反社会分子。即便是他们自己的亲人，也有的则遗弃了他们。 约翰逊父亲已断绝与其儿子的联系。所罗门打伤6名学生后，其母亲就坚持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当时不自杀。拉姆齐入狱后，其家庭仅一年去探望一次，有时甚至连续9个月不打去一个电话。伍德姆入狱后，几乎没有什么人去探望过他。卡内尔出事后，学校同学都断绝了与他的来往。 这些难道不足以说明美国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缺乏宽容之心吗？
　　最后我想说明，我撰写此文反对的只是那些瞎子摸象式的时评，那些过于极端、过于片面的说法，而决不是为国人的某些狭隘观念、狭隘行为辩解。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做法确实难能可贵，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内，大约很少有人会想到要将赵承熙当作受难者悼念。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我们确实应该进入深刻的反思，并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