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忠臣做良臣一一闵良臣杂文的平民本色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不希望自己的臣下是忠臣,而唯独唐太宗是个例外。他希望大臣不要作忠臣,而要作良臣。君臣到底谁应该忠于谁,这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在当代实行民主制国家,只有领导人忠于人民,而决没有人民要忠于领导人之说。从这个视角来看,很显然,唐太宗当年这种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政治观点,是很开明和具有历史超前性的。由此,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闵良臣先生和他的杂文。作为弘扬“主旋律”圈里的人,闵先生和他的杂文,对“主旋律”来说,正像闵先生的名字一样,不做忠臣做良臣,凸现了他的杂文的平民本色,即为无声者发声,代老百姓发言。
其实,我与闵先生素昧平生,从不相识。在争论鄢先生的“时代巨大进论”以前,也没有任何信件往来,我可以肯定说,在十年前,闵先生对我是非常陌生的。不过十年前,我倒是通过读《杂文报》上的文章,对闵先生倒有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杂文的平民本色。
上个世纪中期,腐败已经在中国“小荷才露尖尖角”时,闵先生便撰《腐败为何难反?》(《杂文报》1196年2月9日头条)一文,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是腐败分子,可以说大家心里都明镜一般,还用举报还用查?每月合法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三年级小学生也会算。我敢说,要认真起来,大小‘公仆’不知又有多少要进牢房。”寥寥数语,就把老百姓心窝里的话给端出来了。我不止一次听到来自坊间的议论:反腐败有什么难的?俗话说:“细底害怕老乡亲,撒谎瞒不了当庄人。”只要让全国老百姓坐下来半天,让大小“公仆”当着大家的面讲清楚家产的数量和来源,经得起老百姓说三道四的考验,不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吗?
仔细想想,老百姓私下的这番言论,与闵先生在报上所讲的并无二致。只可惜他们是无声者,很难发出来。最近笔者又听到老百姓议论:听说中央又要成立什么“预防腐败局”啦,简直是胡扯(用文人墨客的话说,又在搞花拳绣腿表演),又是“纪委”,又是“监察”,又是“举报中心”,都解决不了问题,难道弄个什么“预防腐败局”就能解决问题?!下面还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不方便在这里照本宣科了。
闵先生在写了《腐败为何难反?》后,过了两年,又撰《谁能代表农民》(《杂文报》1998年6月12日头条)一文。文中说:“前些天,单位一位家在乡下的同志与闲谈,从他口中了解到有个地方农民现在插秧時竟唱起了歌谣。我问唱什么呢?他说下田开始插秧就说这是第一颗秧是给谁谁插的,笫二颗秧是给谁谁插的,这样插下去,要插到很多颗秧后,农民认为才是给自己插的。听了之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也许农民所言有偏颇有出入,然对他们自己的感受,我想大体还是实情。于是当天整理出十几句‘民间采风’:《某地农民插秧歌》,词很短,容我抄在这里:‘一颗交国家,贪官也一棵一一/一棵县长吃,一棵乡长喝,一棵送村长一棵免灾祸……一棵“狗头税”,一棵“人头税”一棵给“修路”,一棵给“挖河”:/一棵又一棵,之后才自个……/三令五申下,效果又如何?年年吆喝减负担,负担反而多一一/苛捐杂税如牛毛,听我唱唱插秧歌!’” 虽然“此‘采风’并非农民的‘原汁原味’”,但因闵先生“加工”后把它写到报上发表,使世人包括笔者在内皆知。否则,正如闵先生所感慨的:“恐怕因万难发表也就难以流传。”闵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代老百姓发言,做到这个分上,老愚怎能不啧啧称赞呢!当然,《杂文报》给提供发表平台也功不可没。那时《杂文报》发稿相当开明,连当年蒋子龙先生的“炮仗一响辞旧岁,今年还得偷部队。横批:不偷不对”的对联,也敢发便是证明。如今,类似《某地农民插秧歌》的民谣在坊间多得是,如笔者就曾经听到过:“昔日‘三面红旗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如今‘中国特色好’,就是腐败反不了。”云云,即使笔者写出来,恐怕纸媒也不敢用 。
末了话题再回到良臣上来。看了前文,或问:咱们的“主旋律”不是一贯宣传要忠于党吗?你藉唐太宗之口和闵先生大名和文章来歌颂“良臣”是否别有用心?!此种质疑缺乏理性,毫有道理可言。以皇权专制社会为例,忠臣与 良臣做比较,忠臣的言行倾向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皇帝。而良臣则倾向于国家和人民利益本身。而国家和人民利益本身得到满足和呵护,社会就会稳定,天下就会太平。当然皇帝的龙椅也不会被他人夺走。而忠臣直接忠于皇帝言行本身,皇帝的言行本身正确,那敢情好。而皇帝的言行如果错了,你还忠于即歌功颂德,那不仅害了国家和人民,也害了皇帝本身。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言:“若想把哪一个人、哪一个群体推向沒落,推向停滞,推向失误,那就向他们一味把说好话、献谀词、唱颂歌,把任何批评和忠言都叫做吹毛求疵或别有用心吧。”唐太宗对邵先生所阐述的观点早就胸有成竹,所以他要大臣做良臣不做忠臣。令人惋惜的是,他的包括要大臣做良臣在内的政治观点,沒有形成法律和宪政,结果“人亡政息”,“贞观之治”也仅延续了二十三年便告结束。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要兴旺发达,在媒体圈里,只有像闵先生这样作“良臣”的人多起来了才有希望。否则,一旦做忠臣的多起来了,那便是等公鸡下蛋一一沒有指望。
其实,我与闵先生素昧平生,从不相识。在争论鄢先生的“时代巨大进论”以前,也没有任何信件往来,我可以肯定说,在十年前,闵先生对我是非常陌生的。不过十年前,我倒是通过读《杂文报》上的文章,对闵先生倒有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杂文的平民本色。
上个世纪中期,腐败已经在中国“小荷才露尖尖角”时,闵先生便撰《腐败为何难反?》(《杂文报》1196年2月9日头条)一文,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是腐败分子,可以说大家心里都明镜一般,还用举报还用查?每月合法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三年级小学生也会算。我敢说,要认真起来,大小‘公仆’不知又有多少要进牢房。”寥寥数语,就把老百姓心窝里的话给端出来了。我不止一次听到来自坊间的议论:反腐败有什么难的?俗话说:“细底害怕老乡亲,撒谎瞒不了当庄人。”只要让全国老百姓坐下来半天,让大小“公仆”当着大家的面讲清楚家产的数量和来源,经得起老百姓说三道四的考验,不就一下子就解决了吗?
仔细想想,老百姓私下的这番言论,与闵先生在报上所讲的并无二致。只可惜他们是无声者,很难发出来。最近笔者又听到老百姓议论:听说中央又要成立什么“预防腐败局”啦,简直是胡扯(用文人墨客的话说,又在搞花拳绣腿表演),又是“纪委”,又是“监察”,又是“举报中心”,都解决不了问题,难道弄个什么“预防腐败局”就能解决问题?!下面还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不方便在这里照本宣科了。
闵先生在写了《腐败为何难反?》后,过了两年,又撰《谁能代表农民》(《杂文报》1998年6月12日头条)一文。文中说:“前些天,单位一位家在乡下的同志与闲谈,从他口中了解到有个地方农民现在插秧時竟唱起了歌谣。我问唱什么呢?他说下田开始插秧就说这是第一颗秧是给谁谁插的,笫二颗秧是给谁谁插的,这样插下去,要插到很多颗秧后,农民认为才是给自己插的。听了之后,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也许农民所言有偏颇有出入,然对他们自己的感受,我想大体还是实情。于是当天整理出十几句‘民间采风’:《某地农民插秧歌》,词很短,容我抄在这里:‘一颗交国家,贪官也一棵一一/一棵县长吃,一棵乡长喝,一棵送村长一棵免灾祸……一棵“狗头税”,一棵“人头税”一棵给“修路”,一棵给“挖河”:/一棵又一棵,之后才自个……/三令五申下,效果又如何?年年吆喝减负担,负担反而多一一/苛捐杂税如牛毛,听我唱唱插秧歌!’” 虽然“此‘采风’并非农民的‘原汁原味’”,但因闵先生“加工”后把它写到报上发表,使世人包括笔者在内皆知。否则,正如闵先生所感慨的:“恐怕因万难发表也就难以流传。”闵先生可谓用心良苦,代老百姓发言,做到这个分上,老愚怎能不啧啧称赞呢!当然,《杂文报》给提供发表平台也功不可没。那时《杂文报》发稿相当开明,连当年蒋子龙先生的“炮仗一响辞旧岁,今年还得偷部队。横批:不偷不对”的对联,也敢发便是证明。如今,类似《某地农民插秧歌》的民谣在坊间多得是,如笔者就曾经听到过:“昔日‘三面红旗好’,就是肚子吃不饱;如今‘中国特色好’,就是腐败反不了。”云云,即使笔者写出来,恐怕纸媒也不敢用 。
末了话题再回到良臣上来。看了前文,或问:咱们的“主旋律”不是一贯宣传要忠于党吗?你藉唐太宗之口和闵先生大名和文章来歌颂“良臣”是否别有用心?!此种质疑缺乏理性,毫有道理可言。以皇权专制社会为例,忠臣与 良臣做比较,忠臣的言行倾向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皇帝。而良臣则倾向于国家和人民利益本身。而国家和人民利益本身得到满足和呵护,社会就会稳定,天下就会太平。当然皇帝的龙椅也不会被他人夺走。而忠臣直接忠于皇帝言行本身,皇帝的言行本身正确,那敢情好。而皇帝的言行如果错了,你还忠于即歌功颂德,那不仅害了国家和人民,也害了皇帝本身。正如邵燕祥先生所言:“若想把哪一个人、哪一个群体推向沒落,推向停滞,推向失误,那就向他们一味把说好话、献谀词、唱颂歌,把任何批评和忠言都叫做吹毛求疵或别有用心吧。”唐太宗对邵先生所阐述的观点早就胸有成竹,所以他要大臣做良臣不做忠臣。令人惋惜的是,他的包括要大臣做良臣在内的政治观点,沒有形成法律和宪政,结果“人亡政息”,“贞观之治”也仅延续了二十三年便告结束。
由此看来,中华民族要兴旺发达,在媒体圈里,只有像闵先生这样作“良臣”的人多起来了才有希望。否则,一旦做忠臣的多起来了,那便是等公鸡下蛋一一沒有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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