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是孔后第一人

　　笔者去年在百度搜索张伯苓的资料时，相关网页只有十几条，而下面的相关条目却出现了张柏芝，一点开相关网页上万，令人惊愕之余，不禁扼腕叹息，他的教育业绩及其教育思想已被现代人淡忘了——那是电视剧《张伯苓》还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电视剧《张伯苓》播放后，他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知中国者必知天津，知天津者必知八里台，知八里台者必知南开。”这是话剧《日出》作者曹禺说的。
　　58年前，老舍说：“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从1898年南开中学前身严氏家塾的六个学生，到1948年的包含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生达四千余人的一代名校，南开的发展是‘超常规’的。考虑到这几十年间战乱频仍，政治经济环境相当恶劣，张伯苓竟能开创如此辉煌的事业,后人很难不深表敬佩”。——陈平原教授在《中国大学十讲》里一篇《教育史上的奇迹——阅读南开》文章中所语。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13岁时考入由严复、伍光建等几个留英学生主持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以第一名毕业，时年还不过18岁。毕业那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海军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大败，全军几近覆没，甚至没留一舰可供水师学堂毕业生实习之用。张伯苓后来才在海军实习舰通济号当见习军官。
　　或许通济号舰船早已回归了大自然——成了破铜烂铁、深埋土里，但是，它却造就了一位近代史上的“教育巨匠”，它是使一个普通军人从此义无反顾走向教育救国的“摆渡人”。在该舰上张伯苓目睹了终身不忘的国耻。他痛苦地回忆：“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是时开始，他已决心脱离海军，走教育救国之路。
　　1899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在严氏家塾（也称“严馆”）教授西学，学童为严修子侄等五人，从此，张伯苓便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1903年，在严修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张伯苓乘船东渡到日本考察教育，深受震动。1904年，与严修再赴日本考察。归国后遂将严馆改造，成立“私立中学堂”。随着中学规模的形成，张伯苓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教育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1919年，南开大学在天津宣告了它的成立。新成立的大学设文、理、商三科，在当时已属难得。但张伯苓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立志建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相继开设了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至1932年，学生总数达3000人。南开之名远播海内外，为学界所共知。
　　“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这是他在自传里说，这也可以说是他提出一切教育理念的基石。
　　改造中国从人开始，他认为其时中国有五种弊病：即“弱”、“愚”、“贫”、“散”、“私”。为了解决中国人的这些弊病，张伯苓提出了五项教育改革方针。他主张教育第一必须完善人的体格，使其宜于做事；第二必须以现代科学的结果和方法训练青年；第三必须使学生能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须感化每一个人都有为国效劳的精神；第五必须培养救国力量。他把这些理念贯彻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结果证明，张伯苓这条路走对了——南开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现任总理温家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都是出自南开。
　　 基于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目的，张伯苓一开始就着力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为此，他为南开提出了著名的“允公允能”的校训，“本校成立之初，即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张伯苓教育学生要“尽心为公，努力争能”。他说：“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只有按照“公”“能”结合的思想去教育学生，国人的素质才能提高，民族的垢病才能驱除，国家的危难才可化解，正如他说的“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
　　在信息文明的今天，我们提倡的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在七八十年前张伯苓早已提出并付之行动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张伯苓坚持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并长期贯彻，因而使南开形成了优良的校风。同时，他以自己做表率，言传身教，律己严格，自奉节约。当校长时，他家住天津西南角电车场旁的一个羊皮市中，住宅只有三间小房，门前便是熟羊皮的羊皮市，满街满巷全是四处张挂的臭羊皮，而他却居此陋巷三十年安之若素。
　　他积极推进全民健身和全国竞赛活动，他不但教育学生，而且自己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几乎每次重大体育赛事他都参加，建国前历任各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长，并发起成立中华体育总会，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世界和远东国家运动会。
　　正是基于张伯苓这一整套的教育理念，也成就了南开在抗战时期跟清华大学、北大共同创立的教育奇迹——西南联大(张伯苓与梅贻琦、蒋梦麟联合管理)。
　　1951年2月，张伯苓因脑溢血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死时一贫如洗，家人从他衣服口袋中发现了7元多钱和两张过期戏票。死后场面之冷寂、国内媒介反应之低调，至今读来仍令人心酸。
　　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如雨后春笋，从无到有，蓬勃生长，十几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民办教育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例如高收费、贵族化等。民办教育何去何从？下一步该如何走？如何解决当前的众多问题？这些是目前民办教育亟须解决的问题。重新解读这位当年人称“孔后办学第一人”、“中国的富兰克林”、“伟人中的伟人”——教育先知张伯苓，对于我们解决目前民办教育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