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余秋雨如何混淆黑白，编造伪史—— 读《天下学宫》

　　余秋雨在《收获》上发表的新作《天下学宫》，按理说是谈孔子的教育生涯，孔子的教育活动的，可是他又加进了自己的私货、毒品，让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钻进他的迷魂阵！好像他当时已经跻身于那些 “备受凌辱” 的著名学者的行列了，好像他那时根本不是一个为四人帮卖力的打手了！

　　你看他说：我在年轻时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只被作为政治事件解读，实在太可惜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是文化教育志标，因为那才是直接触动文明运势的穴位所在。虽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从一开始就全国学校停课，全国教师下岗，全国学报停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文明古国是骇人听闻的，比“打倒”了哪些老干部和无辜者（像我爸爸）严重多了。大概就这样闹了四、五年吧，到1971年极左派受挫之后，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开明派领导者周恩来等人倡导重新开学、复课，把教师从农村和工地调回到学校编教材，于是就出现了一派感人的文化景象。那些教师，大多备受凌辱而尚未平反，风尘仆仆而尚未休息，一听到复课就兴奋莫名，立即埋头翻书，勤勉执笔，像要把几年停课的损失全都加倍地补回来。尽管政治风浪幷未停歇，所写文稿言不及义，或瘢迹处处，又常常受到批判和篡改，但他们还是拚命般地快速编出了大批教材，编出了质量极高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校点了《二十四史》，恢复了各个学报，在文化面临悬崖绝壁的边缘时代创造出了难能可贵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成果，虽然后来一直受到极左派打手的“反击”和“清查”，但已足可证明，中华文化的复苏力毕竟大于破坏力，天下学宫的复课期毕竟长于停课期。当时我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幷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
　　
　　让我们看一看事实的真相，是不是像他描绘的那样。

　　一，据《文革词典 》“余秋雨” 条：

　　1973年，余秋雨经朱永嘉调入康平路89号写作组本部，参与《朝霞》杂志编辑工作。与另一位写作组成员共同协助姚文元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收集资料。在这期间，他发表了

　　《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署名“秋雨”）

　　《胡适传（五四前后）》（半篇，《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署名“余秋雨”；指斥胡适‘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

　　《读鲁迅新发现的一篇佚文》（《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署名“余秋雨”）

　　《评胡适的考证》（《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收入《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４月版，署名“余秋雨”）

　　与人合作用“罗思鼎”笔名发表《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王知常定稿）

　　用笔名“任犊”发表《走出“彼得堡”》（《朝霞》1975年第5期，《人民日报》同年4月6日转载）

　　《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4期，署名“任犊”）

　　另有用“石一歌”名字发表的《鲁迅传》下册末章《鞠躬尽瘁》（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出版的《金钟长鸣》一书），还参与了《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的大改（此文为配合当时批林批孔需要提前刊于《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5期）。

　　小册子《鲁迅的故事》的主要执笔（署名“石一歌”）。

　　二，据古远清《余秋雨文革年谱》：

　　1968年10月16日 《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1968年12月 批判 “斯坦尼体系” 战斗组编写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反动言论选编》内部印行。余秋雨曾参加了批判“斯坦尼”资料的编写。

　　1972年1月3日 根据张春桥的授意，《鲁迅传》编写组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该组为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外围组织。余秋雨为该小组11人（“石一歌”）成员之一。

　　1973年2月 由余秋雨等人撰写、署名“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歪曲鲁迅，攻击胡适和“四条汉子”等。

　　1973年5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派余秋雨等人帮姚文元修改其旧着《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做资料准备。

　　1973年5月14日 余秋雨离开“石一歌”，上调到康平路141号写作组本部，幷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余秋雨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幷负责联系“石一歌”。他是从外围组织上调到人数很少的写作组本部的唯一写手。从1973年5月至1976年1月，余秋雨在这个写作组文艺组为“四人帮”余党服务了二年半以上。在此期间，他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

　　1973年8月 由余秋雨作过修改、署名“石一歌”的《鲁迅传》片断《鞠躬尽瘁》，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钟长鸣》（上海文艺丛刊）上发表。

　　1973年11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　

　　1974年春，写作组文艺组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组织撰写讴歌“文革”的作品。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成员的身份去学习班授课，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鉴于余秋雨紧跟极左路线的“良好”表现，“ 已指定他为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党委副书记”。

　　　1974年5月 “四人帮”余党为配合“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特地下令把“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作了大改。在这一章中，把鲁迅反帝反蒋的1934年几乎写成了‘批孔年'，文章从鲁迅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四篇文章中，断章摘句地加以拼凑，得出所谓鲁迅总结的关于‘尊孔'与‘卖国'的规律。”

　　1975年1月 余秋雨以写作组文艺组的笔名“任犊”发表6000字的长文《读〈朝霞〉一年》。此篇长文影响很坏，把《朝霞》的政治观点、编辑方针、选题思想、主要毒草作品，以及所谓的筹稿和培训作者的方法等作了全面、系统的吹捧。后来还在香港刊物上转载，流毒海外。

　　1975年3月 余秋雨再次以“任犊”笔名在《朝霞》上发表《走出“彼得堡”》。文章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　
　　　
　　1975年夏天 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1975年8月 “四人帮”余党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紧跟这一“战略部署”，其中王知常对哲学组组长说：“某某要为《红旗》搞一篇，余秋雨和‘石一歌'要为儿童版重写一篇前言，还债。......精神都在姚文元那封信里。”

　　　余秋雨以真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长文《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王知常读了后大加赞赏，此文针对邓小平复出后对铁路等多种行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做法，再三强调“必须加强革命专政”，对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击！进击！永远进击！”

　　　1975年9月 一位青年工人写了宋江排挤晁盖于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此文初稿后，“提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灵牌”，即继承权问题。“四人帮”借“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资格接班，而余秋雨则要别人忠实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进行修改，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制造舆论。（见《清查报告》47期16、26页）

　　　1975年10月 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评胡适的〈水浒〉考证》，大骂胡适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

　　1975年11月 余秋雨执笔、署名“任犊”的大批判文章《让革命诗歌占领阵地——重读鲁迅对新诗形式问题的论述》在《红旗》第11期发表。由余秋雨参与修改、署名“罗思鼎”的大批判文章《〈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

　　　1975年冬，余秋雨对胡锡涛的“老战友”炫耀说：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1969年《红旗》杂志发表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就是他写的”。

　　　1976年1月 余秋雨和另一位写作组成员用“任犊”的笔名发表《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主席新发表的两首词》。此文大力歌颂“文革”，幷点名批判刘少奇，这再次证明余说他自己受到清查是因为反对“文革”，纯属编造。（张英等：《余秋雨片断：1963—1980》，《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1978年5月19日 原写作组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将她写的《封建礼教与贾政》推倒重来，改为《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发表。1978年9月12日 余秋雨写了关于《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炮制经过的交代检查，承认自己“借贾政批判刘少奇......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 这“另搞一套” 即借批大观园的总管贾政影射周恩来总理。
　　
　　这里有几个问题：

　　1，余秋雨说 “文化大革命”直到今天仍然只被作为政治事件解读，实在太可惜了。” 文化大革命不作为政治运动解读，难道应该作为文化建设来解读吗？ 编出了“质量极高的《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校点了《二十四史》”，这可以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吗？应该说这是文革的反对派为了纠偏，为国家民族做的一件大好事。余秋雨把它扯到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解读上，是为了把自己在四人帮市委写作班这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和周恩来下令组织的重点文化工程的编写混为一谈。

　　2，说“这种文化成果，虽然后来一直受到极左派打手的“反击”和“清查””，这是彻底的编造！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二十四史》等大型文化工程以及参加编著的学者，后来曾经遭受到“反击”和“清查”。哪有这样的事？四人帮覆灭后，遭到清查的是他们在上海的余党，是余秋雨所在的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包括余秋雨本人在内，与参加文化工程的学者们哪有一点点关系？这是余秋雨为了搅混水进行的赤裸裸的无耻编造。

　　3，余秋雨在文章里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说：“当时我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幷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 请问，他参加了什么“文化重建事业” ？是参加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吗？

　　他参加的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是四人帮及其上海爪牙的御用写作班。他们在《学习与批判》、《朝霞》、《红旗》这些帮刊和《人民日报》上专门发表颠倒黑白的文章，煽风点火，歪曲是非，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名义，和周恩来、邓小平捣乱，大搞含沙射影，拼命为四人帮篡政夺权制造舆论，比如余秋雨写的《贾府里的孔圣人》，就是特意影射周恩来的，这哪里是编写什么教材？和另一批学者教授们从事编写的《英汉大词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有什么屁相干？余秋雨睁着眼睛说瞎话，真是见了他的大头鬼了！

　　余秋雨所在的石一歌、罗思鼎等写作小组，编出了什么有价值的学术文化成果没有呢？一本也没有。有的全是为四人帮编造的谎言文本与文字垃圾。以上这些报刊档案，包括余秋雨本人受清查时期的的检查，对他的结论，人证物证至今俱在，并没有灰飞烟灭。

　　余秋雨厚着脸皮，居然说他“有幸，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苦难在复旦大学目睹幷参与了这项步履蹒跚的文化重建事业。” 实在是太不要脸 ！当年这些编书的学者正是他们天天口诛笔伐，要赶下乡的对象。今天，一些老先生还在。有谁知道，余秋雨参加过上面这些文化工程中的任何一项？余秋雨居然敢这样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无情的事实证明：余秋雨不仅与参加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恩来、邓小平进行“整顿”所组织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无一丝一毫的关系（他那时候大学毕业不久，根本不具有专家的资格），而且他是批周、批邓、歌颂文革、为四人帮夺权效犬马之劳的得宠干将！

　　从他的谎言，可以看出文化骗子余秋雨已经丧失了最后的一点良知，成了一个标准的文革余孽！古远清、余杰等对他的批评，没有一点冤枉了他！

　　余秋雨既然决心要撒谎到底，研究历史的人们也就有责任一次次阐明这些事实，让世人不受他的蛊惑。

　　2007年8月1日星期三

　　介绍部分批评余秋雨的学人的新浪博客：

　　北大博士、诗人、学者徐晋如
　　http://blog.sina.com.cn/xujinru

　　剧作家赵华
　　http://blog.sina.com.cn/1234554321sea

　　批评家西方朔
　　http://blog.sina.com.cn/zhaohua021

　　海外学人田何（艾伦斯菲尔德）
　　http://blog.sina.com.cn/alensfield

　　历史学者李钟琴（一家村主）
　　http://blog.sina.com.cn/lizhong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