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怎样“炼”成的

　　西南联大，是中国七十年来所有学人一个美丽的梦。
　　七十年前，抗战爆发，日寇肆虐华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学子辞却五朝宫阙，跋山涉水，暂驻衡山湘水，复又寄居春城，弦歌清扬，悠悠八载。
　　西南联大在那八年有余的时间，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从规模而论，今日一所大学一年的招生和毕业人数，就可以超过西南联大将近9年的成果。如果从办学条件、财政力量、外部环境等各方面来谈，西南联大更是无地自容。就是这么一所学生要一边听课、一边准备“跑警报”的学校，创造了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在中国教育史上，西南联大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人将其比作一盏明灯，高悬西南一隅，在维系着中华文明的一缕学脉。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比喻更恰当了。
　　这么一所让后人无限向往的大学，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教授治校。西南联大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是校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委会之下只设三个处：总务处、教务处和建设处（后改为训导处），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各院院长以及各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职工人数也比较少，常是一人兼任数职。而且，教授充任行政职务属兼职，不是官员，不增薪水，照样上课。校方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因为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大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教授才有大学，大学是依赖教授而存在的，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有件事就可以证明。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25位教授联名给联大常委会写了一封辞谢信，请常委会将其转呈教育部。信里说明了他们不能接受特别办公费的两点理由：“盖同人等献身教育，原以研究学术，启迪后进为天职，于教课之余兼负一部分行政责任，亦视为当然之义务，并不希冀任何权利。自北大、清华、南开独立时已各有此良好之风气，五年以来联合三校于一堂，仍秉此一贯之精神，未尝或异，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一也；”“当局尊师重道，应一视同仁，统筹维持，倘只顾行政人员，恐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此未便接受特别办公费者而二也”。信下署着25位教授的大名，有冯友兰、罗常培、李继侗等。事情最后是以25名教授辞谢特别办公费结局的。除了这25名教授的人格因素外，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是制造这段佳话的最主要因素。如若这笔“特别办公费”的发放是发生在“官员治校”的今天，那么，我们相信没有一位官员会认为拿这笔钱会“失均平之谊，且令受之者无以对其同事”。
　　第二、教育独立。说民国时期的教育能独立，其实也是相对的。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诸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部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并且这样将把大学等同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还指出“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应当“权、能分职”，最终西南联大没有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统一教材。因为国民党并不是没有把黑手伸进教育，而是在黑手伸进教育、学人们抗议后能够停止他们的黑手，因此说西南联大相对独立的。但即使是相对的独立，也是非常珍贵的，要不，也不可能使一所最简陋的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当然，教育独立也包括了思想自由，没有教育独立哪来的思想自由。2006年，西南联大校友、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一纸风行。他用了很多篇幅谈到西南联大的生活，其中的关键词只有两个字——“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
　　如果要给西南联大的成功找一个深层的背景的话，我想，最大的理由莫过于“统治者因天下未平无暇顾及对意识形态的管制”，这也就为西南联大的“炼”成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