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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科学方法”——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读后
韩石山先生的《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开篇就说：“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作者声称他是用“科学的方法，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尽量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看完全书后，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
全书的基调是褒胡贬鲁。给人的印象是：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是代表进步的，以鲁迅为首的法日派是守旧的。说：“鲁迅……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个一个的接连闹翻，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取一种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了。”（20页）这话很难令人信服，就是因为鲁迅非议过胡适，“骂”过陈源、徐志摩等人，就是“敌视”新文化运动？
书中竟还出现了如此的句子：“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象……”（190页）这难道就是作者标榜的“科学方法”？
建国以来，曾将鲁迅神化，将胡适“妖魔化”，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不是学术。韩石山先生又在神化胡适，诋毁鲁迅。不知出于什么需要？
书中所叙述的一些实例，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说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做出这么高的评价，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恰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毛泽东本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文化上，他认为自己自己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而文化方面，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1928年。”（68——69）
这段话有点牵强附会。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见诸文字的，主要是鲁迅逝世以后，红军长征结束，到达了延安。在此之前，笔者孤陋寡闻，没有见过毛泽东评价鲁迅的片言只语。作者的书上也没有告诉我们毛泽东在1928年是怎样评价鲁迅的。而中共党史告诉我们，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职务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他当时相信的是“枪杆子时面出政权”。恐怕还顾不过来物色什么“文化方面”的领袖吧！说他在此时就“选定了鲁迅”做为中共在文化方面的领袖，不知作者有什么根据，作者所举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
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论争，作者费了不少笔墨，证明鲁迅此文发表时没有标明日期，而在编集子时填上了“二月十日”。以此来“推测一下鲁迅写此文时的心态”。（116页）并推断出鲁迅填写答卷的时间是“十八日的可能性最大”。“是在看了胡适、梁启超、徐志摩的答卷之后才写的。”是冲着此三人来的。所以，“就不能说不是意气用事，不能说不是‘愤激之辞’。”鲁迅之“所以添加那样一个日期，正是要避开这个‘愤激之辞’的指责”。（122页）
作者的推断也许是正确的。但若据此就得出“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125页）的结论。未免有失公允。
鲁迅在此次论争中，就是真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反对胡适、梁启超等人开什么“青年必读书目”之类的单子，与他的为人为文并不矛盾，鲁迅一向是反对读死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以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为标示的，有个著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就是此时提出来的。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健将”。（此书引用胡适对鲁迅的评价）他自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杂感，猛烈地抨击了旧的传统文化道德，揭露了礼教的“吃人”本质。痛恨旧传统的陈腐之气，并译介了一批国外的作品及学术论著。所以，他建议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完全符合他的一贯主张。说什么鲁迅
“他自己就是读中国书长大的，他的学问也是读中国书得来的。……他怎么能说他不看中国书呢？
自己执著地看中国书，怎么能劝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122-123）
这不符合事实。
首先，鲁迅并没有说过他不看中国书。就在此答卷中，他还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在《写在〈坟〉后面》中也说：“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读书，至今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鲁迅正是因为体会到旧书的“气闷的沉重”，以一个过来人的切身体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即“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怎么到了韩先生的笔下，竟变成了“心态不是很正常”了呢？
第二个问题，鲁迅当年就不回答了：“我确实读了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年外国书。”（《集外集拾遗•这是这么一个意思》）当年有位赵雪阳先生是这样回答以上的质问的：“试过的此路不能行，宣告了还有罪吗？”
就像我刚看完一本书，你问我：“这本书好吗？”我说：“不好！”这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你若相信，就可以不看这本书，若不信，尽可以自己去看。你若是质问我：“不好你看什么？”这，给人就好像是无赖的感觉。
作者还认为：鲁迅此文“既然是冲着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来的，就不能说不是意气用事。”（122页）书中没列出胡、梁的书单，不知是否是冲着胡、梁的。但若是说冲着徐来的，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吧！此书列出了徐先生开列的书单，只有两部中国书，其余都是外国书，很符合鲁迅的“少读外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啊！两人的主张明明相近，怎么会得出“冲着……来的”结论呢？
作者还拿鲁迅为朋友之子开书单来说事，因为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考入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作者借题发挥：
“据此我们只能说，鲁迅是给人开书单的，只给自己的好朋友的儿子开，不能别人开，更不能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
这就不厚道了。”（124页）
明明是互不相干的事，作者偏要往一起拉扯。
作者自己在书中说的很清楚了。鲁迅的书单是开给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看的参考书。而鲁迅应答的是《京报副刊》征集的“青年必读书”。是面向各界读者的，并不是作者所说的“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作者连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在此信口开河，指责鲁迅“不厚道”。到底谁不厚道？相信读者自己会辨别的。
纵观作者对所谓“‘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全章，虽然作者考证出的“日期”之说，也许是真的。但据得出的种种结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只能说，作者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关于“女师大风潮”一章中，作者的叙述，让人的印象是，前后矛盾。请看下面这几段：
“事情的经过，《鲁迅全集》注释里有简述：
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的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1925年8月18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和学潮，努力向学问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和评价会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70页）
………………
这个简述，连基本事实都不对。看了这个简述，人们得出的结论是，胡适、陈西滢、王世杰这些人，全是无赖。评议会召集会议，已决议脱离教育部，他们却胡搅蛮缠，惹是生非。手段又是那样的下流，有的以退席相要挟，有的声明无表决权——谁无表决权，评议会还是他自己？
只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知道这个简述是多么荒唐了：胡适、陈西滢、燕树棠三人，根本不是北大呀评议会的成员，也没有参加那天的会。
因为此事关系着英美派与法日派的斗争，关系着北大新旧两派人物的斗争，也即是关系着当时教育界先进势力与落后势力的斗争，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弄个清楚。
也关系着鲁迅后来与胡适的交恶。这就不光需要弄清，且需要慎重对待。”（163-164页）
看了这些文字，笔者一头雾水，怎么也没有看出哪些地方“连基本事实都不对”？
“胡适、陈西滢、燕树棠三人，根本不是北大呀评议会的成员，也没有参加那天的会。”注释中既没有他仨人是“评议会成员”，也没有说他仨人“参加了那天的会”。只是说包括他仨人在内的十七人反对“议案”。这有什么荒唐的？作者在后文中说：“王星拱、王世杰教授等声明对此案无表决权……”（166页）注释中并没说只开这一次会。而是“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此书随后也说：“评教联席会……二十八日才开。会上的争论很激烈，胡适确有退席之举，在他人的劝说下还是留下来了。”（169页）说他“以‘退席’相要挟”难道不是事实吗？怎么“连基本事实都不对”了？
作者抓住《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做了这么大的文章，以为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了呢！笔者实在弄不明白，这与鲁迅有什么关系。
首先，这条注释并不是鲁迅写的，它只是后人在鲁迅的文章中的一句“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加的一条注释。注释是否准确，符不符合事实，由注释者负责，鲁迅已经做古，他是没有责任的。
其次，鲁迅并没有参加什么评议会，北大脱离教育部也不是鲁迅挑起的，此书也没说鲁迅参加了有关此事的会议。也就是说，这件事本来涉及不到鲁迅，作者若是认为这条注释不科学，不符合事实，完全可以就事论事，没有必要往鲁迅身上乱扯。但作者竟说什么：“胡适等人在北大的这些动作，鲁迅不会不知道，知道了是何态度，也不难明白了。”（173页）完全莫名其妙。
对于女师大风潮对立的双方，作者对鲁迅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对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人大加称赞。将其称之为：“法日派和英美派的较量。”（140页）并露出不解的样子：
“历史怎么就这么奇怪，年纪大的法日派代表了先进，年纪轻的英美派反而代表了落后？学历低的进步、学历高的反而反动？”（154页）
不知作者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又是让人莫名其妙。这符合事实吗？请看作者自己列出的法日派吧！
马幼渔年纪最大，生于1878年，鲁迅生于1881年，沈尹默、许寿裳同生于1883年，周作人1885年，沈兼士与徐炳昶1886年，钱玄同1887年，黎锦熙1890年，郑奠1896年，李泰棻1897年，傅种孙1898年，共十二人，有五人没留学，但也被作者划为法日派。
英美派：
章士钊1881年，杨荫榆1884年，刘百昭1893年，陈源1896年，汪懋祖1891年。共五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除马幼渔外，彼此年纪不相上下，鲁迅与章士钊同年，杨蔭榆与周作人同年，最年轻的“英美派”陈源是1896年，而法日派的傅种孙是1898年。
可见两派都各有年长的和年轻的，怎么可以武断地说：英美派都年尼轻，法日派都年纪大？这可真是“连基本的事实都不对”了吧！
在作者笔下，章士钊、汪懋祖代表英美派，是先进的；而鲁迅、钱玄同等是法日派，是代表落后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章士钊在“五四”运动之后，办了个《甲寅》，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运动。汪懋祖比鲁迅小十岁，年轻倒是年轻，可他在“五四”运动中就鼓吹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1934年又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见《鲁迅全集》第五卷501页）。他们怎么能代表先进呢？照作者这么说，难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都是落后的？
作者摘引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82）来介绍“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原为北京女师学监，思想反动。她与北京政府勾结，竭力压制校内的革命活动。她当校长不久，即因排斥异己，压迫学生，胡乱支配学校经费，违章向学生征收费用等种种劣迹，引起师生的反对。1925年初，女师大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5月，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与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在愤怒之中将布告牌摔掉。7月底，杨借口学校修理校舍，逼令学生搬出校外，并贴出解散学生自治会的布告。在其反动企图未得逞之后，又进一步迫害学生。8月7日，杨率领军警入校，无端宣布解散四班学生，又锁住大门，截断电路，关闭伙房，隔绝校内外一切来往，逼近学生来校，并指挥军警毒打学生。她与军警总监订立密约，要求警察看守校门，“无论什么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或信件），只许出校，不许入校。”为自卫计，学生团结起来，毁锁开门和亲友会见，并向教师们求援。当时女师大任课的鲁迅积极支援了学生的正义斗争。8月初，成立了以鲁迅等人为中心的“女师大校务维持会”。鲁迅写好《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其他教授共同签名发表，表示了严正的态度。8月中，章士钊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改设“国立女子大学”。又派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率领军警和女流氓闯入学校，殴打学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学生和主持正义的教师屈服。学校被宣布解散后，师生们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坚持开学，由鲁迅、许寿裳、马裕藻、郑奠、沈尹默、黎锦熙、傅种孙、徐炳昶等数十名进步教师义务教课不取报酬。段祺瑞政府在技穷之后，被迫于12月下令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对此，作者评论说：“这样的论述，不能说有什么不对，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还应当说是很对的。但是，不能说今天看来是很对的，就一定符合历史的原貌，就一定是历史的真实。这里，不光是怎样考证的事儿，还关系到一个历史观的事儿。如果历史观有了偏差，再用力考证也考证不出什么名堂。只会越走越远。”（128-129页）
这让人越看越糊涂。什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还应当说是很对的。”那么，站在昨天的立场上看，就是不很对的了？为什么“今天看来是很对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原貌”。作者掌握了那些历史资料，“历史原貌”是怎样的？上面引文中所列的，杨荫榆“压迫学生，胡乱支配学校经费，违章向学生征收费用等种种劣迹”，是不是事实？开除学生会代表，率领军警入校、指挥军警毒打学生，是不是事实？作者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按照自己所谓“进步的历史观”，是这样“来看女师大风潮”的。
“先看看对立两派的人物。一派是闹风潮的，一派是不主张闹风潮的。又分闹风潮的学生和支持风潮的教授。”（130页）
作者告诉我们，闹风潮的关键人物是许广平，许广平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员。其余五个被开除的“都是激进学生”。而支持风潮的教授都是法日派，而英美派是反对风潮的。法日派代表着落后，英美派代表着进步。“进步的历史观的一条准则是，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新的思想，终究要取代旧的思想。新的制度终究要取代旧的制度。”（129页）“英美派逼退法日派，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进步”。（141页）
在作者笔下。学生反对校长及当局的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变成了鲁迅个人的意气之争。变成了所谓的法日派向欧美派复仇之争。因为鲁迅是法日派，是落后的。所以他支持的风潮是反动的；而章士钊、杨荫榆等是英美派。是先进的。所以他们支持风潮是进步的。这是什么逻辑？
陈源先生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日本盐谷温一事，早已尘埃落定。胡适先生在1936年就说过：“通伯先生（即陈源）当日误信一个小人×××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成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洗刷明白。”（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181页）可是，作者又在“翻案”。
如果有新的线索，搜集到的新的材料，足以证明鲁迅在“抄袭”盐谷温，当然可以“翻案”了。可是，作者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只不过重复陈源先生的“没有证明”参考盐谷温之说：
“其一，鲁迅承认盐谷温的书，确实是他的参考书之一，而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上，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至少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其二，鲁迅对盐谷温的书的使用，已超过了通常的参考。他说：“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第二篇是根据盐谷温的，不用说了，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一字未提盐谷温。“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即《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等于是又一篇。也是一字未提。无论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有这个训练的），还是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受过现代学术规范教育的），这些地方是应当注明的。不能说“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就不注明了。
其三，到1930年11月《中国小说史略》重印时，鲁迅在《题记》中也只是说，盐谷温重新发现了什么材料，仍不提盐谷温的书是他写作时的“参考书之一”，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替鲁迅设想，这时就是想注明也不敢了，注了岂不恰恰证明先前曾抄袭过盐谷温吗？
……至于是参考、引用，还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不同。该出注的地方不出注，说什么都不能说完全是对的。”（196—197页）
作者据此得出结论说：这“就不该说陈西滢对鲁迅的批评全错了。鲁迅全书二十八篇，有两篇是根据盐谷温来的，至少没有出注，就应当说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吧。”（198页）完全是强词夺理。
“参考，引用”与“剽窃、抄袭”本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在作者的笔下，竟成了“只是各人的看法不同”。真令人惊讶不已。作者也是老作家了，从事写作也有几十年了，竟说出这种话来，令人匪夷所思。如果作者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可不可以说，作者这部作品是抄袭之作？看看此书有多少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大多都是“参考、引用”。
对于胡适先生主张“ 为鲁迅洗刷明白。”作者认为，“也是不对的，说整本的抄袭，当然是陈西滢错了。连鲁迅也承认自己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就可证明陈西滢并没有全错。”而胡适“对什么事都要做持平之论，这是中国名人的一大毛病，所谓不‘过甚其辞’，不过是中庸之道罢了。”（198页）多么武断，只因言论不合他的胃口，连他心目中代表进步的英美派领袖胡适先生也“不对”了。
章培恒先生有篇《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载《收获》2000年第五期）。完全可以回应作者的这些论调。
章文是批驳顾潮的《历尽劫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文中说：“在文坛上又响起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呼喊。原来，在这些人看来，鲁迅在这么多年来不是在被作践，却是在被‘神化’。本来，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神化’也是一种作践；但所谓‘反对神化鲁迅’也者，却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神化’一词的，其原意不过是说前几年把鲁迅‘神化’得太伟大、正确、完美了，因而要反其道而行之。”文中揭露了顾潮“把早已破产了的所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谎言重又搬了出来，就足可见其卑劣和无聊了。”文中对此谎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文章很长，不一一摘录了，当“文抄公”太累，若按韩石山先生的“引用”与“剽窃、抄袭了，只是个人的看法不同”。笔者岂不涉嫌“抄袭”。本该就此打住了，但有一点还得“抄袭”一下，因这段话对回答韩石山先生的问题太有用了：
在今天的注重学术规范的人（可惜这样的人还不是很多）看来，以别人的著作作为参考书，而且还有所吸取，自然应该标明；但在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时代，中国学者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特别是大学历史教材性质的著作，不注明参考书是被认为正常的事。”《收获》杂志2000年第五期82页）
不知韩石山对此语如何评说？另外，要说的是，顾潮女士的书，笔者没有看到，不是不想看，而是手头没有。不知韩先生是否看过顾潮女士的书？但若说韩先生没有看过章培恒先生的文章，恐怕不能令人相信。按韩先生的说法，“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像。”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王朔《我看鲁迅》。王文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二期“走近鲁迅”专栏，而章文发表在同一杂志同一年第五期同一专栏上。作者既然在写有关鲁迅的书，知道《收获》有这一专栏，亦不可能不注意。作者不可能只有当年的第二期杂志而没有第五期。如果作者看过了，又提不出新的证据材料，来否定章文，反而避而不提，还在重复在章文中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论调。难道这就是在“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一节中，作者替李四光先生鸣不平，说什么“这些法日派留学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难理解现在英美留学生的个人情操。……给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210页）
笔者看了鲁迅的文章，没看出作者说的这种意思。鲁迅不过认为，李四光先生虽然在北大请假一年，去国立京师图书馆供职。但“告假与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怎么成了“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一层，绝对与事实不符”了？（208页）李四光先生任“副馆长薪水每月五百元”，李先生个人认为他不需要这么多，“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208页）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李四光先生的薪水确实是五百元。不过是李先生自己只受一半，另一半捐出去。虽然捐出去了，但也只是以李四光个人的名义捐出去的。改变不了李先生的薪水是五百元的事实。我想图书馆当年的工资表上，“李四光”名下的工资不会是“250，00元”吧！那么，说李先生的薪水是五百元，也错了吗？
说起李四光先生，说几句题外话。
笔者是非常崇拜李四光先生的。科学家总是令人尊重的。记得大约在三十年前吧，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对李四光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简直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没有他，没有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就不会有大庆油田，也许我国至今还戴着“贫油国”的帽子。他真是共和国的大功臣啊！可是，最近看了何建明先生的《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犹如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何在此书中告诉我们，大庆油田的发现，靠的是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的“陆相生油理论”勘探的。当年是黄汲清等人力主在松嫩平原上展开石油普查工作，当然也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才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可长期以来，。当然了，这也不能怪罪李四光一人，这是不过那个时代和国人开的无数人玩笑中的一个。但李四光先生做为著名的科学家，政府的地质部长。部下的功劳因种种原因，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起码应该具备科学家的良知，说明真相吧！可他竟默然受之，愚弄了国人几十年，这难道就是作者所说的“留美学生的个人情操”？
作者最后说：“说鲁迅是一位白话文大师，莫若说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更恰当些。”（293页）这等于彻底否定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现代文学的重要标志就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鲁迅是现代文学革命的“伟大启蒙者”，是“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得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泽厚语）他是白话文的实践者，《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这是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说的。
鲁迅是现代文学家，这是中外公认的。而现代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根本没有“文言文”的地位。
当然，拿今天的标准来看鲁迅的作品，“文言文的痕迹是很显著的。”但是，白话文能走到今天，正是在这种含有“文言文的痕迹”的白话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鲁迅等新文学的先辈们功不可没。没有他们开风气之先。我们今天的作文会不会还在“之乎者也”呢？
看着鲁迅的早期著作《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及《怀旧》，这是真正的文言文。若是不译成现代文，恐怕有很多人看不懂。再看《狂人日记》及其以后的作品，现在的初中生就能看明白。以《狂人日记》为分水岭，在此之前，鲁迅是用文言文写作的；在此之后，鲁迅除了偶尔写几首古体诗，已经彻底抛弃了文言，从事白话文写作。而鲁迅早期的文章，在鲁迅的作品中屈指可数，不成比例。但作者并不是以这几篇文章说的，他的意思是，鲁迅所有的文章，“文言文痕迹是很显著的。这样的文风，贯穿了鲁迅的生，”以此来否定鲁迅是“白话文大师”，很难令人认为“更恰当些”。
作者引用张梦阳先生的统计数据说，自1913年至2000年，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百分之九十九“是套话、假话、重复的空言。”只有百分之一“谈些真见”。（57页）
作者说：“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见《序》1页）那么，作者认为自己这部著作是百分之一的“真见”呢，还是归在百分之九十九之中呢？
写到最后，想起叶兆言先生的一篇文章《闹着玩的文人》。也是发表于《收获》2000年第五期，叶兆言是叶圣陶老先生的孙子。他文中说：“其实文人相争，不一定非要决出胜负。相争是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文人有话不能说不敢说，这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鲁迅先生喜欢辩论是非，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生骂人无数，也被无数人责骂。被人责骂或者调侃，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对付文人的闹着玩，最好的办法是别当真。”他还告诉我们，“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对现代文学史上文人的吵架颇有兴趣，祖父知道以后，专门写信给我，话别在这种歪门邪道上下功夫，说这些事很无聊，不值得关注。”
叶兆言先生的话，似醍醐灌顶。费了不少精力，写这些没什么用，也不会有人看的东西，真是无聊得很了，全当闹着玩的。
全书的基调是褒胡贬鲁。给人的印象是：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是代表进步的，以鲁迅为首的法日派是守旧的。说：“鲁迅……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个一个的接连闹翻，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取一种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了。”（20页）这话很难令人信服，就是因为鲁迅非议过胡适，“骂”过陈源、徐志摩等人，就是“敌视”新文化运动？
书中竟还出现了如此的句子：“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象……”（190页）这难道就是作者标榜的“科学方法”？
建国以来，曾将鲁迅神化，将胡适“妖魔化”，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不是学术。韩石山先生又在神化胡适，诋毁鲁迅。不知出于什么需要？
书中所叙述的一些实例，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说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做出这么高的评价，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恰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毛泽东本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文化上，他认为自己自己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而文化方面，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1928年。”（68——69）
这段话有点牵强附会。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见诸文字的，主要是鲁迅逝世以后，红军长征结束，到达了延安。在此之前，笔者孤陋寡闻，没有见过毛泽东评价鲁迅的片言只语。作者的书上也没有告诉我们毛泽东在1928年是怎样评价鲁迅的。而中共党史告诉我们，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职务是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他当时相信的是“枪杆子时面出政权”。恐怕还顾不过来物色什么“文化方面”的领袖吧！说他在此时就“选定了鲁迅”做为中共在文化方面的领袖，不知作者有什么根据，作者所举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
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论争，作者费了不少笔墨，证明鲁迅此文发表时没有标明日期，而在编集子时填上了“二月十日”。以此来“推测一下鲁迅写此文时的心态”。（116页）并推断出鲁迅填写答卷的时间是“十八日的可能性最大”。“是在看了胡适、梁启超、徐志摩的答卷之后才写的。”是冲着此三人来的。所以，“就不能说不是意气用事，不能说不是‘愤激之辞’。”鲁迅之“所以添加那样一个日期，正是要避开这个‘愤激之辞’的指责”。（122页）
作者的推断也许是正确的。但若据此就得出“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125页）的结论。未免有失公允。
鲁迅在此次论争中，就是真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反对胡适、梁启超等人开什么“青年必读书目”之类的单子，与他的为人为文并不矛盾，鲁迅一向是反对读死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以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为标示的，有个著名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就是此时提出来的。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健将”。（此书引用胡适对鲁迅的评价）他自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杂感，猛烈地抨击了旧的传统文化道德，揭露了礼教的“吃人”本质。痛恨旧传统的陈腐之气，并译介了一批国外的作品及学术论著。所以，他建议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完全符合他的一贯主张。说什么鲁迅
“他自己就是读中国书长大的，他的学问也是读中国书得来的。……他怎么能说他不看中国书呢？
自己执著地看中国书，怎么能劝青年‘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122-123）
这不符合事实。
首先，鲁迅并没有说过他不看中国书。就在此答卷中，他还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在《写在〈坟〉后面》中也说：“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读书，至今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鲁迅正是因为体会到旧书的“气闷的沉重”，以一个过来人的切身体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即“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怎么到了韩先生的笔下，竟变成了“心态不是很正常”了呢？
第二个问题，鲁迅当年就不回答了：“我确实读了一点中国书，但没有‘非常的多’；也并不‘偏不让人家读’。有谁要读，当然随便。只是倘问我的意见，就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年外国书。”（《集外集拾遗•这是这么一个意思》）当年有位赵雪阳先生是这样回答以上的质问的：“试过的此路不能行，宣告了还有罪吗？”
就像我刚看完一本书，你问我：“这本书好吗？”我说：“不好！”这只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你若相信，就可以不看这本书，若不信，尽可以自己去看。你若是质问我：“不好你看什么？”这，给人就好像是无赖的感觉。
作者还认为：鲁迅此文“既然是冲着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来的，就不能说不是意气用事。”（122页）书中没列出胡、梁的书单，不知是否是冲着胡、梁的。但若是说冲着徐来的，恐怕不是那么回事吧！此书列出了徐先生开列的书单，只有两部中国书，其余都是外国书，很符合鲁迅的“少读外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啊！两人的主张明明相近，怎么会得出“冲着……来的”结论呢？
作者还拿鲁迅为朋友之子开书单来说事，因为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考入了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作者借题发挥：
“据此我们只能说，鲁迅是给人开书单的，只给自己的好朋友的儿子开，不能别人开，更不能开给那些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看。
这就不厚道了。”（124页）
明明是互不相干的事，作者偏要往一起拉扯。
作者自己在书中说的很清楚了。鲁迅的书单是开给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看的参考书。而鲁迅应答的是《京报副刊》征集的“青年必读书”。是面向各界读者的，并不是作者所说的“愿意学习国学的青年”。作者连概念都没搞清楚，就在此信口开河，指责鲁迅“不厚道”。到底谁不厚道？相信读者自己会辨别的。
纵观作者对所谓“‘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全章，虽然作者考证出的“日期”之说，也许是真的。但据得出的种种结论，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只能说，作者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在关于“女师大风潮”一章中，作者的叙述，让人的印象是，前后矛盾。请看下面这几段：
“事情的经过，《鲁迅全集》注释里有简述：
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的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1925年8月18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和学潮，努力向学问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和评价会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70页）
………………
这个简述，连基本事实都不对。看了这个简述，人们得出的结论是，胡适、陈西滢、王世杰这些人，全是无赖。评议会召集会议，已决议脱离教育部，他们却胡搅蛮缠，惹是生非。手段又是那样的下流，有的以退席相要挟，有的声明无表决权——谁无表决权，评议会还是他自己？
只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知道这个简述是多么荒唐了：胡适、陈西滢、燕树棠三人，根本不是北大呀评议会的成员，也没有参加那天的会。
因为此事关系着英美派与法日派的斗争，关系着北大新旧两派人物的斗争，也即是关系着当时教育界先进势力与落后势力的斗争，我们还是应该把它弄个清楚。
也关系着鲁迅后来与胡适的交恶。这就不光需要弄清，且需要慎重对待。”（163-164页）
看了这些文字，笔者一头雾水，怎么也没有看出哪些地方“连基本事实都不对”？
“胡适、陈西滢、燕树棠三人，根本不是北大呀评议会的成员，也没有参加那天的会。”注释中既没有他仨人是“评议会成员”，也没有说他仨人“参加了那天的会”。只是说包括他仨人在内的十七人反对“议案”。这有什么荒唐的？作者在后文中说：“王星拱、王世杰教授等声明对此案无表决权……”（166页）注释中并没说只开这一次会。而是“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此书随后也说：“评教联席会……二十八日才开。会上的争论很激烈，胡适确有退席之举，在他人的劝说下还是留下来了。”（169页）说他“以‘退席’相要挟”难道不是事实吗？怎么“连基本事实都不对”了？
作者抓住《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做了这么大的文章，以为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了呢！笔者实在弄不明白，这与鲁迅有什么关系。
首先，这条注释并不是鲁迅写的，它只是后人在鲁迅的文章中的一句“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加的一条注释。注释是否准确，符不符合事实，由注释者负责，鲁迅已经做古，他是没有责任的。
其次，鲁迅并没有参加什么评议会，北大脱离教育部也不是鲁迅挑起的，此书也没说鲁迅参加了有关此事的会议。也就是说，这件事本来涉及不到鲁迅，作者若是认为这条注释不科学，不符合事实，完全可以就事论事，没有必要往鲁迅身上乱扯。但作者竟说什么：“胡适等人在北大的这些动作，鲁迅不会不知道，知道了是何态度，也不难明白了。”（173页）完全莫名其妙。
对于女师大风潮对立的双方，作者对鲁迅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对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人大加称赞。将其称之为：“法日派和英美派的较量。”（140页）并露出不解的样子：
“历史怎么就这么奇怪，年纪大的法日派代表了先进，年纪轻的英美派反而代表了落后？学历低的进步、学历高的反而反动？”（154页）
不知作者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又是让人莫名其妙。这符合事实吗？请看作者自己列出的法日派吧！
马幼渔年纪最大，生于1878年，鲁迅生于1881年，沈尹默、许寿裳同生于1883年，周作人1885年，沈兼士与徐炳昶1886年，钱玄同1887年，黎锦熙1890年，郑奠1896年，李泰棻1897年，傅种孙1898年，共十二人，有五人没留学，但也被作者划为法日派。
英美派：
章士钊1881年，杨荫榆1884年，刘百昭1893年，陈源1896年，汪懋祖1891年。共五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除马幼渔外，彼此年纪不相上下，鲁迅与章士钊同年，杨蔭榆与周作人同年，最年轻的“英美派”陈源是1896年，而法日派的傅种孙是1898年。
可见两派都各有年长的和年轻的，怎么可以武断地说：英美派都年尼轻，法日派都年纪大？这可真是“连基本的事实都不对”了吧！
在作者笔下，章士钊、汪懋祖代表英美派，是先进的；而鲁迅、钱玄同等是法日派，是代表落后的。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章士钊在“五四”运动之后，办了个《甲寅》，提倡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运动。汪懋祖比鲁迅小十岁，年轻倒是年轻，可他在“五四”运动中就鼓吹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1934年又鼓吹中小学尊孔读经和课本改用文言，……（见《鲁迅全集》第五卷501页）。他们怎么能代表先进呢？照作者这么说，难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都是落后的？
作者摘引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82）来介绍“女师大风潮”：
“杨荫榆原为北京女师学监，思想反动。她与北京政府勾结，竭力压制校内的革命活动。她当校长不久，即因排斥异己，压迫学生，胡乱支配学校经费，违章向学生征收费用等种种劣迹，引起师生的反对。1925年初，女师大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5月，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与许广平等六名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在愤怒之中将布告牌摔掉。7月底，杨借口学校修理校舍，逼令学生搬出校外，并贴出解散学生自治会的布告。在其反动企图未得逞之后，又进一步迫害学生。8月7日，杨率领军警入校，无端宣布解散四班学生，又锁住大门，截断电路，关闭伙房，隔绝校内外一切来往，逼近学生来校，并指挥军警毒打学生。她与军警总监订立密约，要求警察看守校门，“无论什么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或信件），只许出校，不许入校。”为自卫计，学生团结起来，毁锁开门和亲友会见，并向教师们求援。当时女师大任课的鲁迅积极支援了学生的正义斗争。8月初，成立了以鲁迅等人为中心的“女师大校务维持会”。鲁迅写好《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邀请其他教授共同签名发表，表示了严正的态度。8月中，章士钊以“不受检制”“蔑视长上”为借口，下令解散女师大，改设“国立女子大学”。又派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率领军警和女流氓闯入学校，殴打学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学生和主持正义的教师屈服。学校被宣布解散后，师生们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坚持开学，由鲁迅、许寿裳、马裕藻、郑奠、沈尹默、黎锦熙、傅种孙、徐炳昶等数十名进步教师义务教课不取报酬。段祺瑞政府在技穷之后，被迫于12月下令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
对此，作者评论说：“这样的论述，不能说有什么不对，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还应当说是很对的。但是，不能说今天看来是很对的，就一定符合历史的原貌，就一定是历史的真实。这里，不光是怎样考证的事儿，还关系到一个历史观的事儿。如果历史观有了偏差，再用力考证也考证不出什么名堂。只会越走越远。”（128-129页）
这让人越看越糊涂。什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还应当说是很对的。”那么，站在昨天的立场上看，就是不很对的了？为什么“今天看来是很对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原貌”。作者掌握了那些历史资料，“历史原貌”是怎样的？上面引文中所列的，杨荫榆“压迫学生，胡乱支配学校经费，违章向学生征收费用等种种劣迹”，是不是事实？开除学生会代表，率领军警入校、指挥军警毒打学生，是不是事实？作者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按照自己所谓“进步的历史观”，是这样“来看女师大风潮”的。
“先看看对立两派的人物。一派是闹风潮的，一派是不主张闹风潮的。又分闹风潮的学生和支持风潮的教授。”（130页）
作者告诉我们，闹风潮的关键人物是许广平，许广平的政治身份是国民党员。其余五个被开除的“都是激进学生”。而支持风潮的教授都是法日派，而英美派是反对风潮的。法日派代表着落后，英美派代表着进步。“进步的历史观的一条准则是，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新的思想，终究要取代旧的思想。新的制度终究要取代旧的制度。”（129页）“英美派逼退法日派，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进步”。（141页）
在作者笔下。学生反对校长及当局的专制，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变成了鲁迅个人的意气之争。变成了所谓的法日派向欧美派复仇之争。因为鲁迅是法日派，是落后的。所以他支持的风潮是反动的；而章士钊、杨荫榆等是英美派。是先进的。所以他们支持风潮是进步的。这是什么逻辑？
陈源先生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日本盐谷温一事，早已尘埃落定。胡适先生在1936年就说过：“通伯先生（即陈源）当日误信一个小人×××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成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洗刷明白。”（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181页）可是，作者又在“翻案”。
如果有新的线索，搜集到的新的材料，足以证明鲁迅在“抄袭”盐谷温，当然可以“翻案”了。可是，作者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新的材料，只不过重复陈源先生的“没有证明”参考盐谷温之说：
“其一，鲁迅承认盐谷温的书，确实是他的参考书之一，而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上，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至少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其二，鲁迅对盐谷温的书的使用，已超过了通常的参考。他说：“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第二篇是根据盐谷温的，不用说了，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一字未提盐谷温。“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即《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等于是又一篇。也是一字未提。无论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有这个训练的），还是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受过现代学术规范教育的），这些地方是应当注明的。不能说“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就不注明了。
其三，到1930年11月《中国小说史略》重印时，鲁迅在《题记》中也只是说，盐谷温重新发现了什么材料，仍不提盐谷温的书是他写作时的“参考书之一”，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替鲁迅设想，这时就是想注明也不敢了，注了岂不恰恰证明先前曾抄袭过盐谷温吗？
……至于是参考、引用，还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不同。该出注的地方不出注，说什么都不能说完全是对的。”（196—197页）
作者据此得出结论说：这“就不该说陈西滢对鲁迅的批评全错了。鲁迅全书二十八篇，有两篇是根据盐谷温来的，至少没有出注，就应当说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吧。”（198页）完全是强词夺理。
“参考，引用”与“剽窃、抄袭”本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在作者的笔下，竟成了“只是各人的看法不同”。真令人惊讶不已。作者也是老作家了，从事写作也有几十年了，竟说出这种话来，令人匪夷所思。如果作者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可不可以说，作者这部作品是抄袭之作？看看此书有多少是作者自己的创作，大多都是“参考、引用”。
对于胡适先生主张“ 为鲁迅洗刷明白。”作者认为，“也是不对的，说整本的抄袭，当然是陈西滢错了。连鲁迅也承认自己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就可证明陈西滢并没有全错。”而胡适“对什么事都要做持平之论，这是中国名人的一大毛病，所谓不‘过甚其辞’，不过是中庸之道罢了。”（198页）多么武断，只因言论不合他的胃口，连他心目中代表进步的英美派领袖胡适先生也“不对”了。
章培恒先生有篇《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载《收获》2000年第五期）。完全可以回应作者的这些论调。
章文是批驳顾潮的《历尽劫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文中说：“在文坛上又响起了‘反对神化鲁迅’的呼喊。原来，在这些人看来，鲁迅在这么多年来不是在被作践，却是在被‘神化’。本来，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神化’也是一种作践；但所谓‘反对神化鲁迅’也者，却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神化’一词的，其原意不过是说前几年把鲁迅‘神化’得太伟大、正确、完美了，因而要反其道而行之。”文中揭露了顾潮“把早已破产了的所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剽窃’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谎言重又搬了出来，就足可见其卑劣和无聊了。”文中对此谎言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文章很长，不一一摘录了，当“文抄公”太累，若按韩石山先生的“引用”与“剽窃、抄袭了，只是个人的看法不同”。笔者岂不涉嫌“抄袭”。本该就此打住了，但有一点还得“抄袭”一下，因这段话对回答韩石山先生的问题太有用了：
在今天的注重学术规范的人（可惜这样的人还不是很多）看来，以别人的著作作为参考书，而且还有所吸取，自然应该标明；但在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时代，中国学者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特别是大学历史教材性质的著作，不注明参考书是被认为正常的事。”《收获》杂志2000年第五期82页）
不知韩石山对此语如何评说？另外，要说的是，顾潮女士的书，笔者没有看到，不是不想看，而是手头没有。不知韩先生是否看过顾潮女士的书？但若说韩先生没有看过章培恒先生的文章，恐怕不能令人相信。按韩先生的说法，“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像。”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王朔《我看鲁迅》。王文发表在《收获》2000年第二期“走近鲁迅”专栏，而章文发表在同一杂志同一年第五期同一专栏上。作者既然在写有关鲁迅的书，知道《收获》有这一专栏，亦不可能不注意。作者不可能只有当年的第二期杂志而没有第五期。如果作者看过了，又提不出新的证据材料，来否定章文，反而避而不提，还在重复在章文中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的论调。难道这就是在“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一节中，作者替李四光先生鸣不平，说什么“这些法日派留学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难理解现在英美留学生的个人情操。……给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210页）
笔者看了鲁迅的文章，没看出作者说的这种意思。鲁迅不过认为，李四光先生虽然在北大请假一年，去国立京师图书馆供职。但“告假与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怎么成了“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一层，绝对与事实不符”了？（208页）李四光先生任“副馆长薪水每月五百元”，李先生个人认为他不需要这么多，“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208页）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李四光先生的薪水确实是五百元。不过是李先生自己只受一半，另一半捐出去。虽然捐出去了，但也只是以李四光个人的名义捐出去的。改变不了李先生的薪水是五百元的事实。我想图书馆当年的工资表上，“李四光”名下的工资不会是“250，00元”吧！那么，说李先生的薪水是五百元，也错了吗？
说起李四光先生，说几句题外话。
笔者是非常崇拜李四光先生的。科学家总是令人尊重的。记得大约在三十年前吧，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对李四光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简直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没有他，没有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就不会有大庆油田，也许我国至今还戴着“贫油国”的帽子。他真是共和国的大功臣啊！可是，最近看了何建明先生的《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犹如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何在此书中告诉我们，大庆油田的发现，靠的是地质学家黄汲清先生的“陆相生油理论”勘探的。当年是黄汲清等人力主在松嫩平原上展开石油普查工作，当然也经过许多人的努力，才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可长期以来，。当然了，这也不能怪罪李四光一人，这是不过那个时代和国人开的无数人玩笑中的一个。但李四光先生做为著名的科学家，政府的地质部长。部下的功劳因种种原因，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起码应该具备科学家的良知，说明真相吧！可他竟默然受之，愚弄了国人几十年，这难道就是作者所说的“留美学生的个人情操”？
作者最后说：“说鲁迅是一位白话文大师，莫若说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更恰当些。”（293页）这等于彻底否定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现代文学的重要标志就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鲁迅是现代文学革命的“伟大启蒙者”，是“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得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泽厚语）他是白话文的实践者，《狂人日记》是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这是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说的。
鲁迅是现代文学家，这是中外公认的。而现代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根本没有“文言文”的地位。
当然，拿今天的标准来看鲁迅的作品，“文言文的痕迹是很显著的。”但是，白话文能走到今天，正是在这种含有“文言文的痕迹”的白话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鲁迅等新文学的先辈们功不可没。没有他们开风气之先。我们今天的作文会不会还在“之乎者也”呢？
看着鲁迅的早期著作《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及《怀旧》，这是真正的文言文。若是不译成现代文，恐怕有很多人看不懂。再看《狂人日记》及其以后的作品，现在的初中生就能看明白。以《狂人日记》为分水岭，在此之前，鲁迅是用文言文写作的；在此之后，鲁迅除了偶尔写几首古体诗，已经彻底抛弃了文言，从事白话文写作。而鲁迅早期的文章，在鲁迅的作品中屈指可数，不成比例。但作者并不是以这几篇文章说的，他的意思是，鲁迅所有的文章，“文言文痕迹是很显著的。这样的文风，贯穿了鲁迅的生，”以此来否定鲁迅是“白话文大师”，很难令人认为“更恰当些”。
作者引用张梦阳先生的统计数据说，自1913年至2000年，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百分之九十九“是套话、假话、重复的空言。”只有百分之一“谈些真见”。（57页）
作者说：“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见《序》1页）那么，作者认为自己这部著作是百分之一的“真见”呢，还是归在百分之九十九之中呢？
写到最后，想起叶兆言先生的一篇文章《闹着玩的文人》。也是发表于《收获》2000年第五期，叶兆言是叶圣陶老先生的孙子。他文中说：“其实文人相争，不一定非要决出胜负。相争是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文人有话不能说不敢说，这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鲁迅先生喜欢辩论是非，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生骂人无数，也被无数人责骂。被人责骂或者调侃，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对付文人的闹着玩，最好的办法是别当真。”他还告诉我们，“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对现代文学史上文人的吵架颇有兴趣，祖父知道以后，专门写信给我，话别在这种歪门邪道上下功夫，说这些事很无聊，不值得关注。”
叶兆言先生的话，似醍醐灌顶。费了不少精力，写这些没什么用，也不会有人看的东西，真是无聊得很了，全当闹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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