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福利之特色

　　中国福利是以投入少和严重的不均分配称著于世的，为什么会有这两大特色，我们在这里不妨探讨探讨。

　　一  经济发展速度世界一流，公共福利投入世界未流

　　1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无疑是众多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但是，国富民穷，普通社会大众却依然是没有过上小康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很不协调。究其原因，与一些负担太重有莫大关系，教育医疗住房等开支膨胀，占却了支出的大头，而这些，在改革之前占整个家庭开支并不是太大。医疗教育等的费用增长之巨大大超过一般家庭的承受力，引发了民间对政府的不满之声。在国外，教育医疗等做为公共福利产品主要都是有政府出钱办的，向社会收费很少甚而是免费，但在中国，却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令一般家庭吃不消。

　　为何在中国这些费用搞的这么高？原来中国的公共福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比重很小，经过改革，进一步压缩，比如重要项目的教育不足10%，保障性支出刚过10%，医疗卫生投入达5%，但是考虑到其中的80%都被用于650万党政干部身上，余下的20%才用于近14亿人民大众，也就是说真正用于社会的仅1%，这样的支出规模就是在第三世界里恐怕也是很低的，相当于发达国家，更是不值一比。在国外，国民福利是占最大的比重，一般发展中国家占1/3以上，新开发国家占40%以上，发达国家如美英等占六成以上。中国的政府掏的少，老百姓当然就要掏的多了。中国总的公共福利支出长期以来都不到总支出的25%（今年可能高一点），行政支出、经济建设却是很高，大大高于一般国家，远高于发达国家，行政部门及一些事业单位规模浩大，人员众多，几乎达到四千万，而又偏偏喜欢高消费，公款旅游、大吃大渴、买车养车、基建投资（建豪华办公大楼、疗养院等）花费很大。06年的吃喝及购车费两项就达到六千八百亿，而许多经济建设其实本也无必要，可以让位民营，有的建好了最终还要贱卖处理，但在各级政府的热情支持下，还是大干快上。

　　公共福利支出无论是从其占总支出的比例上，还是绝对值上都无法满足需要的，但是有限的资金，从分配到利用上还要经过一个蒸发和渗漏的过程。

　　中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因此中央就集中了主要资金，而一些落后地区的项目就要靠中央财政拔款才能完成，从中央到地方，再最后到直接受益者的头上，渠道很长，如审计总长李金华所说，在转移支付的进程中，一半都缺乏必要的监督，普遍存在着乱支、挪用、浪费等不良现象，结果资金的流动过程中就出现了层层渗水，步步蒸发，流到最后，作为受益者的老百姓，能得几多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就是中央政府增加了一些资金，也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今年据说教育与保障费用双双超过四千亿，再加上医疗费用等，可能已超过万亿，但老百姓却硬是没有感觉出来，学费医费依然高高在上。

　　中国的分配方案和执行方式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是干什么的疑问。

　　实际上，中国如此安排，才正常，才是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展现出的内容。

　　民主国家的政府必须以国民福利为重，多党竞争政权，民众自由选择领导人的情形下，人民必然要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摆到第一位，谁给我带来的好处多，那就投谁的票，谁不符自己的利益，那就别想得到自己的支持，这是政治家们面对的现实，所以政府必然要把人们的切身利益当成第一大事来对待，而最终让人民得利多少就成了考核政府的最主要指标。

　　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众不同，权力是在很有限很封闭的阶层里分配里，谁上谁下与老百姓没有关系，不是由老百姓说了算的，民心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府的施政就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脱离了关系，官员们的优劣就要靠与上级的关系，就要看自己作出的政绩了，要有大家能眼看到的东西，于是宽大的马路，精美的高楼，成排的厂房，如画的花草绿地就成了官员们追逐的热点了，统计数字成了决定升贬的硬指标了。这样的大气候下，经济建设自然被摆上头等位置，耗却了财政收入的大半了。职能广泛，事务繁多就需要办公务的人多，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官民比例最高的官僚队伍就出现了，官员们当然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为根本，浩大的行政开支就无可避免了。

　　微薄的公共福利预算显然不足以应付需要，于是政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即借着改革之风将挑子交给了市场，责任还给了民众自己，投入主要靠单位，发展保险业，教育及医疗部门等传统的福利部门实行产业化。于是公办的学校医院纷纷踏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校长院长都摇身变成了老板，教师医生成为白领。商人逐利的本性使他们不断的虚抬价格，于是昔日可亲可爱的神圣职业在社会上的形象大变，灵魂的工程师和生命的守护者成了见人就咬的眼镜蛇和白眼狼。

　　面对如此之改革，政府一身轻松，社会却是叫苦味不迭，收入甚低的老百姓陷入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困境，为应付疾病和学费，四方借债。在当前的中国，如果能同时消费起这两项的，那是很不错的家庭了。在一些收入很低的家庭，如果两件事恰恰碰到了一起，那悲剧就可能要从中天而降，一些身患疾病的家长为了不影响子女的前途，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只好选择自杀,类似的传闻时常传来。而已跨入高校的一些女生在经济的压力之下，被逼走上卖淫之路，以至于清华人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成了洋人的妓院，武大杭大等成了公众的窑子铺，中国大学的这些特色或许并不是特色社会主义者想展现出给人们的内容，然而，现实社会还是将这些即使是嫖客们也不愿见到的现象无情的推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一些人以为发展保险业，能带来效率，解决问题，但它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面对收入低下的贫困人口怎么办？这些人是交不起保险费的，一些人就是勉强交了保险，也未必能承受它的规则，比如医疗保险，看起来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帮助，然则高昂的医疗费使得低收入者实际上连报销后的自费部分都是承担不起的，所以医保实际上没有解决穷人看病难的问题。

　　福利的民营化实际上也只能作为选项之一，可以解决一些人的问题，但对穷人同样无济于事，比如北京的一些民营养老院收费每人每月一千五，比一般人的工资还高呢，依靠它来解决社会养老明显太不实际。

　　和教育医疗并列为三座大同的住房之所以形成社会沉重的负担，当然与政府也不无干系。看看房产的成本，地皮费加上各项税费竟然占却了四成多，也就是说居民每付给房产商一块钱，其中就要给政府四毛，政府的份额是硬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口张得越大，那么，老百姓必然的为之就要付出的越多。政府将自己视为独自利益实体，与老百姓的利益隔绝的结果，就是政府要多出政绩，老百姓就要多遭罪，利益陷入了对立之中。

　　权力由少数人影响，结果就使得权力由这些少数人支配，公共权力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马克思所言的国家是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活灵活现的在当今的中国表现出来。缺少国家福利做基础的普通百姓的生计本来就好不到哪处，如果利益再遭到有政府做支持的不法势力的侵害，那日子就要过得更艰难了。

　　2 福利在社会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不同的，和社会的主导意识相关。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福利社会本身就被视为目的，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想的实现，体现了人类高尚的情怀。主流思想家们否定了物质的发展是靠内部矛盾双方斗争较量，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是靠对立两大阶级你死我活的争斗，靠人整人、人斗人来实现的，他们认为社会是在不断的改良中实现的，社会要根据人们的主观需求在不断的调整中前行，社会的性质反映了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价值理想的体现，而公平、正义、平等、博爱、自由、团结才是人类社会的至上追求，能够反映这些愿望的社会才是美好的社会，社会的构建就必须以实现这些价值理想为目标，于是浓缩这些理想的福利社会便成了追求目标。可以说福利社会不是权宜之计，不仅仅视为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在此基础之上，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得以缓和，生产力才能得以不断提高，经济才能得到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由于它直接是以人为目的，所以发展指向了人的幸福。福利越完善越到位，社会成员的生活当然就越幸福。

　　从这些年来的实践来看，以人为本的福利国家无疑大获成功，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程度都居于世界前列，因而福利社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伟大最成功的社会实践。

　　为什么可以取得成功？一般的看法是这种社会体制因为提供了完善的生活医疗等保障，使得社会的贫困率大大降低，社会矛盾因而大大弱化，内耗减少了，自从进入福利社会后，相关国家就很少发生给社会带来严重损失的大罢工，主张武装暴动推翻政权的调子在社会中再也没有了市场；生活保障及失业率的降低使得犯罪率也大为降低，相应的社会破坏就减少，相应的治安成本也相对减少；政府官员们因为保障健全也不必非要贪污不可，有限的公共资金因而能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社会虽然因此而养了一批懒人，但生活上的后顾无忧也使得部分人更敢于开拓创新，能站到更高的起点上发展，经济效率因而提高的机率更大；高成本逼迫企业应用高科技，走开发创新之路；否定市场的自由竞争就没有效率，但是自由竞争的后果必使适者生存，强者通吃，部分人因此而被市场无情的抛出,有的甚至根本就不被市场纳入，所以市场在创造效率的同时也在制造破坏，部分人失业或者说只能从事低效益低效率的工作，生产力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相应的，这些人的消费能力也受到打击，不能充分消费，这与不断扩大的大生产无疑是相矛盾的，而福利避免了这一断裂。福利使低收入家庭免除了医疗教育等重重大山的压迫，即使短时的失业，也不会被突然而至的疾病打倒，能够维持正常的消费，福利提供的免费教育与技能培训使得那些结构性失业的人可以在短时期内重新得到培训，从而在最短时间内再次回到生产队伍中，经济不但没有断裂，反而因为劳动者技能的提高而得到进步。

　　福利社会的逐步实现对知识经济的推动特别重要。教育经费的充足使得教学终于摆脱了应试教育，学校根据社会的需要，根据学生的特长来学以致用，开拓创新型人才才能批量培养出来，科研能力因此保持强势地位；此外，教育普及使得更多的成为技能人才，这大大有利于高科技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福利社会的营建使相关国家走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居于上游，因此利润很高，工人可以拿到高工资，得到高福利。可以想见，如果相关国家科研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不高，老板们得到的利润微薄，社会想维持高福利也无法做到的。

　　中国的福利事业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是与福利国家大为不同的，可以说从来就没有摆到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上，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推动经济的发展，公共福利只被其视为必要的一环来看，是满足经济运行和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条件，发挥必要的社会保障作用，它的认识远没有上升到“国民福利是个人自由与发展的前提”这一高度的。既然国民福利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一环而不是目的，那么花尽少的钱办尽多的事就是改革的方向了。由此就有了福利开支占整个财政开支的比例很小，始终上不去，而经济建设及行政费用开支浩大，压不下来，为了弥补缺失，只好发动改革，将一些福利事业转让给资本家料理，资本家的使命就是要赚钱，结果人民在改革中获利几多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低福利策略使得政府能集中巨额资金投入到它想办的事，但也就使低水平的以消耗资金为目的的重复建设以不可遏制之势海量涌现，公款挥霍无度，资金浪费惊人，巨额的财政开支中相当一部分被一帮贪官污吏以各种形式白白的糟蹋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交结权贵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正常公平的竞争就会受到打击，企业无法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很容易使经济发展与民生相脱离，为图发展而置环境不顾，人民的健康不顾，从而违害了长期利益，威胁到生存权利；教育与培训不到位，就使劳动者的素质低下，缺乏创新能力，不能普遍的适应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需要，无法从根本上将国民经济转为高效经济，粗放增长的局面无法改变；低工资低福利固然形成成本上的优势，但劳动者不能得到应有报酬的结果就是经济的发展导致两极分化的拉开，穷者勤劳也不能致富，潜在的危机由此埋下，社会矛盾就不召而来，各种违法犯罪就难以控制，社会运行的成本就据高不下........

　　当年的众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之初也是面临着今日中国的情形，种种社会问题比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最终是以大力发展国民福利来消解掉社会矛盾，迎来平稳发展的，所以现在的资本主义才被称为人道的福利的民主的资本主义，我国如果拒绝总结这些先行者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教训，自以为是，那么未来的发展之路必然障碍重重。

　　记得笔者在数年前曾写过一篇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文章《中国能否避免经济危机》，说的是如果中国不赶紧实现鲤鱼跳龙门，进入开发国家，那么一旦越南印度等后起之秀赶上来，中国的黄金时代就要结束了，j最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优势--低工资不再了，这些国家比中国的工资更低呢，比如印度，熟练技能工人月工资仅60美元，比中国整整低了一半。如今越南印度等经济高速而且是更健康的发展的消息不时见诸于报端，新兴国家的崛起，让我为中国不甚担忧，中国难道非要将当年在一些国家上演的经济危机再演一遍不可吗？中国这样一个国情的国家，一旦经济发生了大危机，那连带的又会使整个社会怎样？

　　一个企业，无论它的经营多么粗放、管理多么低效，只要它比它的同行还保持着一定的优势，那么它就有理由活下去，它内部的种种矛盾就可以被繁荣所掩盖，而一旦它的同行追了上来，它的优势不再，那么它的危机就指日可待。

　　中国经济如果等到危机来临的这一天才开始反省，那就太晚了。有病早医，而当前中国最需要的良方就是扭转观念，将为国民谋福利当作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所在，快快的将中华民主送入到福利时代之中。观念要转变，前提则是制度体系要转换，否则，又如何能做到以国民福利为中心来展开工作呢？

　　                      二  福利对象与国外大为不同，各个阶层在国家福利的大饼中得到的份额差别很大

　　国外受福利的对象主要是老弱病残，失却劳动能力的人，低收入者，对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则是临时救济，以帮助即技能帮助和就业帮助为主。当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不一样的，如欧洲搞的是普遍福利，人人有份，不过重负之下现在正往前述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则将富人从救济单中删却了。两相比较，美国显然是在达到扶贫助困的前提下，因为没有帮助富人的义务而节省了开支，所谓钢只用在刀刃上，美国社会差距较大，但多劳多得，因此比之注重平均的欧洲更有活力，有竞争力，欧洲负担较重，经济效率打了折扣，经济发展出现困难，因此消减福利，以帮为主成了强烈的呼声。

　　反观中国，它的福利惠及对象不是以穷富划线，谋生能力划线，而是有另外的标准。它是以社会的影响力，或说是对执政当局的影响力的大小来论，影响力大的多得福利，影响力小的就在分配中少得，没有影响力的，也就不在福利所及的范围，基本上被排除在外。

　　所以中国的福利是以对执政团队影响大小为半径来分配的。党政官员，实际上就是执政团队自身，得到福利最多（他们占总人口不足二百分之一，却耗去了医疗费用的八成还多），行政事业单位的在职和退休员工次之，接下来是市民，再接下来是国企工人，不过市民们得利的多少也是根据所在城市的重要性来定的，象北京上海等地肯定高，落后贫困地区就要少；工人也是同样，至于农民及无业者，能是到的就很少了，九亿农民得到的福利共计不足总支出的5%。

　　中国的福利政策之所以与国外大为不同，当然有它的原因，而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心血来潮的产物。它的体制决定了社会上不同的人对政治有不同的影响力，当局以保住政权为第一位考虑的结果就是对不同影响力的人不同的国民待遇，影响力大的，比如党政官员，实际上就是执政团队自身，那利益肯定是要摆到第一位的，他们得到的自然就多，影响力小的就得到的少，没有影响力，默默无闻的就没有。相对国外，由于是自由选举，合格的公民都有一票，所以不论工人农民企业家打工者，对政治家的影响力是等同的，所以福利对象就以穷富为界而不以地区和身份为界线了。

　　在中国的社会各阶层中，市民与所谓的工人阶级被摆在显要的位置，并不是说执政者得到权位要靠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影响力在于能够迅速的集中起来，制造反向的影响力，即对政治的破坏力，容易组织起来闹事使得他们对政局的破坏力远高于一盘散沙、很难集中起来形成政治力量的农民，所以执政者对他们就要高看一眼，他们成为福利照顾的对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对他们优待的结果，就使中国往往出现福利过头的现象，即有劳动能力的成人也大大方方的吃福利，每天忙着打麻将、斗着地主，低保使他们衣食无忧，这在国外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除了政治影响力影响了分配外，每个阶层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同样影响了在福利分配中的份额。一些政府认为较重要贡献率大的位置，它给的福利待遇就好一点，相应的它认为较为低贱的岗位，待遇就差甚而根本没有；在一切向钱看的光辉旗帜指引下，手中有权的人当然想利用手中的权力尽可能使自己的人更多的获利，行政部门职能单位如此，可以通过旅游出差车马费乃至吃喝补助变相发福利，事业单位，国营的垄断产业如教育、电信、交通、邮政、电力、石化等都可利用定价权增加收入，从而给本部门人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如果因为待遇过高而导致部门亏损，它可以得到国家相应补助，或者申请提价而弥补亏损。它的这一特权是其它行业的人所不能具有的，因此国家放松监督对他们而言反而是好事，他们是不惧怕市场化改革的。而一些弱势单位，则就有天壤之别，如一些地区的民办教师，月工资竟然四、五十元，福利就别谈了。

　　至于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没有资源支配权的，穷就穷吧，困就困吧，反正也不会影响到官员们享受文明的生活，就是病死饿死等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也没什么可担忧的，中国反正人多，政府整天发愁的正是如何消减过量的人口呢。

　　正常的人得到福利杯水车薪，但凭着有一又勤劳的手，就是致富不了，至少也能糊口，可是不正常在得不到生活救济下，那日子过得就难了。

　　中国五六月份暴露出来的黑砖窑事件中，就出现了黑老板大量雇佣智残人员的事例，那些出身在落后农村的智障人员的前途在哪里？就在那些光支配干活而不给工钱的黑老板那里。虽然免不了挨打受骂，但至少这些奴隶主们还能主动提供几个馒头，几块咸菜，养着他们，而我们的政府为节省资金发展经济，是连咸菜馒头也不会给他们的。这一次，政府又在数省对他们的衣食父母--黑老板们进行了大扫荡，使得众老板们望风而逃，我想，这当然满足了大众的心愿，但善良的人们可曾想否，接下来，这些智障人员谁再肯接手呢？刚看了一个资料说中国有此类人员四千万，如果按七成五的比例来推算，农村至少有三千万，假设城市里都可以得到低保而无衣食之忧，而这农村的三千万人尤其是生在落后地区贫穷家庭里的，该是如何活法？凭着我的印象，一些智障人员，甚而包括精神正常但残疾在身的人，生活质量是别提了，而一旦得了大病，就是自己家里人，也不愿借钱为其看的。在世人眼中，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任何价值，纯粹是负担，所以就是至亲，也不愿再在他们身上花去巨款，能活就活，尽早一天死去那是更好。

　　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溜达，类似的人员几乎随处可见，看着满脸油垢的他们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或在马路边上呼呼大睡，时则对着行人或笑或骂，总是不免别有一番滋味升上心头，我不是感叹社会的无情，我只是在想，这些人，谁让你们非要生到中国？

　　在中国，没有任何话语权和对特殊资源的支配权的人太多了，占却了绝大多数，他们无关政局，即无法形成有效的支持力量，也不能给社会造成什么破坏，这正好省却了大笔的福利开销，中国政府在他们身上少花钱并不会给自己形成压力（西方的政治竞争使得政治家们要砍去这些开支，立马就会被民众掀下台，他们要的是能给他们最大好处的人来执政），这使得政府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向建设，集中精力扶持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与它国比较，因为成本少了一块，因而就形成了竞争的优势，中国经济也因此可以笑傲世界，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向前奔进。

　　中国的这一手，实乃是多年得以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其它国家就是觉察到，也未必就能学得来，做得好呢。

　　不过，凡事有其利就有其弊，有限的国民福利向中高收入者倾斜，向富裕地区倾斜，向有能力的人倾斜，向自身条件更好的人倾斜，与国际潮流大相径庭的这一取向，固然有利于提高发展速度，但不顾及下层人的结果，两极分化也就无可阻止了，共同富裕越来越远了，社会矛盾无法化解了，和谐社会成了梦想了。崛起与复兴成了极少数人的事情，不知道这样的崛起究竟能崛起到多高高度，盛世可以盛开多少时候。

　　2007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