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的“严斥”没有找准对象

　　最近，好几篇文章都谈到彭德怀在攀枝花三线建设工地访问农家时，面对山村一家农户三个女人只有一条裤子下不了炕而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严斥公社干部全家在镇里住得好，穿得好的事情。文章都被彭总“掷地有声”的话所感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文章又联系实际，严斥现在当官的，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先富自己。
　　我丝毫不怀疑彭总那种一贯的平民情结，时时刻刻对平民百姓的关注关心和对我们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的痛恨，恨不得一口吞了它。但我怀疑彭总那番严斥的“掷地”未必那么“有声”。为什么呢？公社干部在全镇“住得好”、“穿得好”，这不是我们的政策规定给他的吗？严斥公社干部的官僚主义，对困难群众的漠不关心，是可以的而且应该的，但因为他在全镇“住得好”、“穿得好”（也是比较而言），就“严斥”他当官先富自己，而他如果没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这是不能服人的。那个时候的1965年，老百姓几乎都是被拆腾得在做无用功，一个劳动日，收入几分钱到一角钱，吃一碗小面都不够，有的纯粹就没什么收入，一年下来还要倒贴口粮款，而公社干部是按月领国家工资的，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他在全镇住得好、穿得好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作为彭总，其实他是深知老百姓贫穷至此的原因的。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建立，剥削制度也已经消灭了，老百姓为什么还这样穷？他知道，这都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做法所致。历史的原因，环境的原因固然有，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做法无疑更是在给它雪上加霜。不然，他就不会在庐山会议上冒险向毛泽东同志提意见了。在当时，一个人穷得没有裤子穿，当地的领导干部固然有责任，但承担全部责任的更应该是当时我们的政策和做法。
　　解放后，彭总长时间生活在北京，他对公社干部在全镇“住得好”、“穿得好”的情况，不应该感到陌生。那个时候，北京的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一大批领导干部，不也比北京的老百姓住得好、穿得好乃至吃得好吗？这跟公社干部在全镇住得好、穿得好是一样的。据《炎黄春秒》载文，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特别困难时期，为了保障北京特别是北京这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生活之需，北京进一步完善了“北京市食品供应站”的工作，有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蔬菜、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的。其生产基地建有专用的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造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等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这些特需的食品供应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建成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并沿袭至今。食品供应的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按一级首长、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递减逊色。在北京地方上任职的企事业单位行政七级以上干部，当时每人每月也有额外的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的特需待遇。就是被群众诙谐地戏称为档次较低的“糖豆儿干部”，除享受北京市普遍居民的低标准供应外，每人每月也还有额外的1斤白糖、2斤黄豆的照顾。
　　彭德怀是共和国位列第二的开国元帅，他在这个供应系统中无疑是享受最高待遇的。但彭德怀又是那么的平民情结，时刻关注关心平民百姓，他对全国这个依样画葫芦的级别森严的“供应系统”的最低端又这样严斥，这让我很有点困惑。前面说了，我丝毫不怀疑彭总的平民情结。时刻关心平民百姓，他是真诚的，他绝不会象现在一些人，在群众面前作秀。我怀疑那“严斥”是文章作者所“加”，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要的宣教效应使然。彭总当时或许也“严斥”过，但彼“严斥”恐怕不会是现在书上（《1965年后的彭德怀》）的此“严斥”。此“严斥”现在到处都是。某书记省长“怒斥”某种现象，媒体经常这样报道，但“怒斥”之后现象依旧。原因何在？原因就是他“怒斥”的那种现象本身就是制度规定的，你不从制度上去取消它，怒斥一番又有何用？比如，媒体报道：一高官在三峡大坝上散步，公安把周围的百姓都劝到了一定范围之外，高官知道后批评公安一绕民、二不让他接近老百姓。这公安是不是冤大头？安全保卫措施不就规定必须这样做吗？
　　我们的宣教工具搞这类的宣教产品实在是太多了。影视剧上，回忆文章，警卫员或下级给首长煮了一点好吃的，首长都会批评一番，然后拿去与战士们或同事们共享。如果真要这样，首长为何又没从规定上把小灶、中灶、大灶取消呢？由此类事看来，如果彭老总当时真有这样的“严斥”，我认为对象找得不是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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