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历史启示

　　昔年在校读书，读到有关章节，每每会有一种历史自豪感，文史方面的课不必说，就是“数理化”中也会时不时地来一段启发性的历史教育，比如讲数学时，推出祖冲之的圆周率；讲物理时，附述张衡的地动仪；讲化学时，说及古代道家的炼丹术……总之，这些都比外国早多少多少年。因此我们自豪地认为，在历史上我们不但是一个文化大国，而且还是一个科学强国。
　　事情似乎也是这样，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墨家就非常重视科学。墨家坚持从物体本身的结构来说明自然事物的存在、变化，提出了“端—体—兼”的结构层次观念。这一思想和毕达哥拉斯数形合一的数本源说、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说在诠释自然万物存在的思想方法上是一致的。墨家在科学活动中强调重经验的实证精神、重逻辑分析的理性态度和重实用的科技价值观。墨家科学思想的这一特征使墨家科学认识的发展与科学实践密切相连，从而使墨家的科学理论认识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不致蜕变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框架。墨家科学思想所要求的概念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结论的可证伪性、科学认识与技术实践的紧密联系性，正是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
　　但秦汉以后，格局大变。先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墨家的科学书籍和科学思想自然也在焚坑之列。至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天下人的思想，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被武帝采用。从此，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墨家的科学思想也随之“烟消云散”。
　　从汉武帝开始，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于是，国学繁荣了，科学落后了。现在，虽然儒家不是主导思想，科教兴国战略早就实施，但和发达国家相比，科学技术还远远落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年年让国人失望，反思一下，为何中国本土出不了“诺贝尔奖”科学人才，为何中国的科学技术较发达国家还很落后，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科学落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考察历史可以得知，原因之一就是功利性。古代由于儒家学说占主导，科学技术被视为异端另类，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热衷读圣贤书，助帝王业，读书为了功名，当官为了牧民，所谓“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如此功利性成风，谁还有兴趣研究科学、发明技术，甚至屡试不第者也不愿放下“四书五经”。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不愿仕进之人，潜心钻研科学，有所成就。但他们也有功利性，他们不愿把科学技术传授于人、传授于世，研究成果秘而不宣。学术需要探讨，需要切磋，需要交流，那种秘而不宣，个人垄断的做法，肯定对科学技术的推广发展有害无益的。而古代的“当权者”更不重视科学，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对科学技术和科技创新进行归类、总结和提高。于是，在我国古代，许多科学技术都被埋没掉了。比如科技含量很高的赵州桥，连造桥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和总指挥李春的生平事迹都没有记载下来，只有唐朝中书令张嘉贞在《安济桥铭》中有一句话：“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也。”除此之外，历史上什么记载也没有。如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又怎能发扬光大呢？功利性在现代的科研中表现为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院士指出：“基础科学是所有工程科学最主要的基础，无论欧美，在开展太空研究或者是尖端工程研究的同时，一定花很多功夫培养基础科学。”他还说：“整个国家的投资，既要照顾到工程需要，也要投入足够的资助在基础科学上，有了平衡发展，我们成为第一流的国家是毫无问题的。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物理、化学、生理与医学、经济学等基础研究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有相当大的距离，即使神六的辉煌也掩盖不了我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滞后。”中国之所以科学落后，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最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一句话，就是功利性造成的。
　　与此同时，还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官本位是一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是一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本位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封建社会，王侯将相，官分九品，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官本位体系。整个社会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的体制结构，所有的人、所有的组织和部门，都分别归入行政序列，规定其等级，划分其行政权限，并最终服从统一的行政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全社会就是一个以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塔的顶端就是皇帝。在这个宝塔形的体制结构中，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官越大权越大，享受待遇就越高，地位就越显赫。一言以蔽之，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惟有当官贵。影响到在现代社会，当官仍然有特权，可以搞一言堂，对科学界也可“指手画脚”。然而，科学的生命在于不同观点的公开争论，在科学界搞一言堂，实质是抹杀了科学的创新性。种种事例可以证明，由于受官本位的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开放程度不高，科学官员以权压人，竞争机制不健全，致使创新精神得不到支持。事实上，科学需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当前，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打击报复，压制封锁，在学术界不是个别现象。那种“官本位”作用下的地地道道的学阀学霸作风，扼杀了中国学术界的创新精神，使中国科学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之林。
　　然而，归根到底，还是中庸之道的保守性造成的。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他认为过犹不及，要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转折，把握一个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即适度。可是把握这种中庸之道的度确实非常模糊，缺乏科学精神的量化根据。儒家把中庸之道捧上了天，可是中庸之道的副作用是极其明显的，它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了科学创新精神。可见，倡导中庸之道的中国文化传统，是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的。早就有专家指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自然哲学思想理论比较接近，中国古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结为 金、木、水、火、土“五行”，古希腊人则认为是干、湿、冷、热和水、火、土、气“四因”，实质上都是认为世界是由某种实物演变发展而来的。但发展的结果是，西方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并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进而形成了自然科学理论；而我国由于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则形成了诸如“三纲五常”那样远离自然科学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系统，终究未能形成系统的科学技术。
　　科学是一匹“野马”，它要追求变化、追求前进、追求创新，它要打破常规的的制约、突破常态的束缚、冲破思想的约束，那种功利性思想、官本位意识、保守性陋习，与科学精神是水火难容、格格不入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对症下药，采取措施，我国的科学事业才会突飞猛进，列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