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
上个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不是《圣经》,而是中国的《毛主席语录》。据统计,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就出版了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
那个年代,“红宝书”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红色海洋,“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舞,“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尽夜不断,忠字舞跳个不停。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上,里里外外都是语录,报上,书上,窗玻璃上,毛巾、背心、水杯、镜子等日用品,凡是能印能写上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全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个年代,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儿童,无不每天背着语录兜,随身携带“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田头车间,随时随地都需要朗读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这种宗教式的虔诚和礼拜形式,使人们的一切行为近乎疯狂。
那个年代,坐火车,刚启动时,《东方红》歌响起来了,全车厢里的人站起来,向着挂着毛主席像的车厢上,拿着着《毛主席语录》做“五首先”,然后念一段语录。上商店买东西,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给我扯二尺布。”售货员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你要出村进村时,路口有红小兵,必说一段语录才放行。
那个年代,拿着《毛主席语录》就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用语录批判别人,也可以保卫自已。《毛主席语录》作为人与人,派别与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投来掷去,漫天飞舞,叫打语录仗。谁使用的语录多,真理就在谁手里。
那个年代,为一本语录,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不小心把语录本坐在屁股底下的,有上厕所不慎将语录本掉进粪坑里的,有使用多了损坏的等等,这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发现后就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批斗。
那个年代,《毛主席语录》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都要背诵几条语录,“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背《纪念白求恩》里面那两个“极端”,因为没牙了,老是说两个“鸡蛋”,虽然说错了,谁也不敢笑。这个老太太在弥留之际,她的“红卫兵”女儿在床前为她朗读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那个年代,中国人念的是语录,举的是语录本,戴的是语录牌,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看的是语录书。毛主席语录成了那个年代中国的一大奇观。有个革委会主任,早上,从家到单位,一边挥舞语录本一边跳着语录舞上班。还有一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上衣和帽子上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足有上百枚,几斤重,像个身穿铠甲的士兵。那个年代却没有一个人觉得滑稽可笑,却认为正常,很忠诚。
那个年代,8亿人用一个人的头脑思想,用一种语言来表达,从空间到头脑,一切都政治化了。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因愚昧而疯狂,因疯狂更愚昧,让人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也要回首,我们必须痛定思痛,正视历史。一个不敢正视自身的病痛和历史伤疤甚至掩盖历史的民族是无法大踏步前进的。
那个年代,“红宝书”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红色海洋,“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舞,“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尽夜不断,忠字舞跳个不停。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上,里里外外都是语录,报上,书上,窗玻璃上,毛巾、背心、水杯、镜子等日用品,凡是能印能写上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全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个年代,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儿童,无不每天背着语录兜,随身携带“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这叫“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田头车间,随时随地都需要朗读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这种宗教式的虔诚和礼拜形式,使人们的一切行为近乎疯狂。
那个年代,坐火车,刚启动时,《东方红》歌响起来了,全车厢里的人站起来,向着挂着毛主席像的车厢上,拿着着《毛主席语录》做“五首先”,然后念一段语录。上商店买东西,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给我扯二尺布。”售货员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你要出村进村时,路口有红小兵,必说一段语录才放行。
那个年代,拿着《毛主席语录》就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用语录批判别人,也可以保卫自已。《毛主席语录》作为人与人,派别与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投来掷去,漫天飞舞,叫打语录仗。谁使用的语录多,真理就在谁手里。
那个年代,为一本语录,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不小心把语录本坐在屁股底下的,有上厕所不慎将语录本掉进粪坑里的,有使用多了损坏的等等,这是对伟大领袖的大不敬,发现后就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批斗。
那个年代,《毛主席语录》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都要背诵几条语录,“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我们那个生产队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背《纪念白求恩》里面那两个“极端”,因为没牙了,老是说两个“鸡蛋”,虽然说错了,谁也不敢笑。这个老太太在弥留之际,她的“红卫兵”女儿在床前为她朗读语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那个年代,中国人念的是语录,举的是语录本,戴的是语录牌,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看的是语录书。毛主席语录成了那个年代中国的一大奇观。有个革委会主任,早上,从家到单位,一边挥舞语录本一边跳着语录舞上班。还有一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上衣和帽子上戴满了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章,足有上百枚,几斤重,像个身穿铠甲的士兵。那个年代却没有一个人觉得滑稽可笑,却认为正常,很忠诚。
那个年代,8亿人用一个人的头脑思想,用一种语言来表达,从空间到头脑,一切都政治化了。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因愚昧而疯狂,因疯狂更愚昧,让人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也要回首,我们必须痛定思痛,正视历史。一个不敢正视自身的病痛和历史伤疤甚至掩盖历史的民族是无法大踏步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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