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历史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再谈“成份”问题

　　毋容置疑，“‘文革’时期的极左，包括‘唯成份’论”（引自杨景水《关于“成份”问题的答复》），是一个给党、国家和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的严重错误，是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道历史阴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对于“文革”中“唯成份论”这个“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决议》语）、致使无辜群众遭受伤害的“极左”错误，杨文仅仅轻描淡写地以“那不是党的一贯政策”名之，连“错误”两个字都那么吝啬，倒不知道作者是一种什么心态？
　　本文不去探讨为什么会发生“唯成份论”的“极左”错误。只是想说，这种“左”倾错误在建国以前就曾经发生过。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说：“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份论的错误宣传。”对此，这份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错必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总结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历史，其实也就是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的历史。建国以前就不说了，建国以后——1960年冬，纠正了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2年1月，在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了帽子。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调整党的政治航向：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再就是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彻底否定了那个“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论联合政府》）；“有了错误……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八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所有这些，可以说是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至理名言的经典诠释。
　 “‘文革’时期的极左，包括‘唯成份’论”的严重错误作为一种历史，我们必须面对；“‘文革’时期的极左，包括‘唯成份’论”的严重错误已被历史否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我们写文章提及这一个严重的历史性错误，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揭“伤疤”，而是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反思，借以警示后来人少犯或者不犯类似错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不是说鉴往知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语）么？从一定意义上说，直面历史，不回避错误，往往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修正错误、坚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