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 思 录 （三）

　　“无聊才读书”，日前从书橱中抽出中国现代散文精品——《胡适卷》，本意随便翻翻，不料丢不下了。随后，便想写点什么，然提起笔来，却捉襟见肘，对作者其人其事知之甚少，对其书读的也不多。转而又一想，即就是一篇短文或一首小诗，区区数十字，只要真有启迪，不妨就说出来，也比窝在心里好受些。
　　胡适，现代学者、文化名人，中国“文学革命”的重要发起人，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曾轰动一时，传颂一时，载入史册。他和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先生诸先贤大力提倡白话文，并带头用白话文写作，为中国“文学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后因为信仰和时势的原因，鲁迅先生的名字和著作铭刻在我们心里，而胡适先生的言论著作则受到大陆的批判且渐渐地被我们忘却了。改革开放，胡适的书当然地“放”出来了。今日读来，非但不觉得有什么大过错，反倒感到他的胆识胜过我们今天诸多学者、文人、官员远矣！
　　首先是他针砭时弊，不畏权势；揭露丑陋的国民习性，何在乎人间毁誉。比如他在《归国杂感》中说：“我每每劝人回国时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回国四个月，“看了两件大进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台’的纸烟，第二件是‘扑克’牌居然比麻雀牌还要时髦了。”“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出一部哲学书------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现今的人都说教育可以救种种弊病。但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所造成的是不会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界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在《差不多先生传》一文中说：“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胡适先生在美留学7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回到故国，山河依旧，容颜未改，政是怠政，民有惰性，到处弥漫着人的懒散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出版界数年不出有思想价值、有可读性的书；教育不是兴国而是亡国。人们除过为权势者当牛做马、流血流汗赖以糊口外，便是打牌、喝茶、遛鸟、闲侃了，面对社会现实无所作为，亦无所求，凡事只要差不多就行了。这样的国家制度和国民习性，还能望其睁开眼看世界么？还能望其说真话、道实情么？一味地捂住头上的癞疮疤，永远的好、好、好下去！
　　其次是他关爱教育，坚决反对要中小学生读经。比如他在《读经平议》一文中说：“学校读经问题，傅孟真先生------从历史上考察，指出三项事实：（一）中国历史上伟大朝代创业都不靠经学，而后来提倡经学之后，国力往往衰弱，汉唐宋明都是实例。（二）经学在过去社会里，有装点门面之用，并没有修齐治平的功效，五经的势力在政治上远不如‘贞观政要’，在宗教道德上远不如‘太上感应篇’。（三）各个时代所谓经学，其实都只是每个时代的哲学，汉宋学者都只是用经学来傅会他们自己的时代思想；我们在今日要想根据五经来造这时代哲学是办不到的了。”“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不幸我们说的话，提倡读经的文武诸公都不肯听。他们不肯服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很轻率的把几百万儿童的学校课程，体力脑力，都看作他们可以随便逞胸臆支配的事------”
　　从胡适先生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我们就可以断定，当年他是坚决反对尊孔读经的。至于后来是否因为高官厚禄随着蒋介石搞过尊孔读经，因手头资料很少，不敢妄谈。但仅从此篇《读经平议》就足见其思想之明白，学者态度之正确。与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诸多学者、官员、富商们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来，真可谓“那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有云泥之别。其实，我们今天衮衮诸公搞的尊孔读经也就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而已。有的是以此为“敲门砖”，抬高身价；有的连篇累牍地“讲经”，以此为赚钱工具。说穿了，他（她）们何尚对社会进步、人类道德真正关心过，只不过是逆思想政治文明潮流而动罢了。
　　再次是他热爱民主和自由，倡导人权与法治。比如胡适先生针对国民政府当年的一道保障人权命令，写了《人权与约法》的文章，对国民党那道全是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命令进行了深刻地批驳：“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的时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权的盛举，我们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们欢喜一阵之后，揩揩眼镜，仔细重读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觉大失望。失望之点是：第一，这道命令认‘人权’为‘身体、自由、财产’三项，但这三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就如‘自由’究竟是哪几种自由？又如‘财产’究竟受怎样的保障？这都是很重要的缺点。第二，命令禁止的只是‘个人或团体’，而并不曾提及政府机关------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如今日言论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财产之被没收------都是以政府机关的名义执行的------第三，命令中说，‘违者即依法惩办不贷’，所谓‘依法’是依什么法？我们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又如安徽大学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天赋人权，本是人类社会诞生和进步的必然，也是世界先贤们孜孜以求的文明。但在我们古老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很陌生。即使到了近代，对“人权问题”仍旧讳莫如深。统治者禁忌，老百姓无知。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自由、人权，才渐渐地被先贤们引进并传播开来，然其命运却一直坎坷。胡适先生当年能面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政府写出如此的《人权与约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颁布的“保障人权命令”是玩的“空手道”，是一篇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杰作，“是人治，不是法治。”实在是入木三分。
　　胡适先生远离人寰而去了，五四时期的先贤们也都远离我们而去了。后继的精英们有的转回了头，有的还在努力前进。近年来，民生问题，以人为本，人权思想方渐露头角。正如日前《炎黄春秋》杂志发表《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一文所言，“‘科学的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举国上下不会有异议------民主也是发展观，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胡适先生的“人权和法治”思想是对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继承，也是我们今日走向和谐社会须臾不可离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