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有怎样的北大
一从我们亲爱的“新国”诞生,学校的党委也随之诞生,至于北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又是怎样分配着管辖的权力,本不是我辈的关心,不过北大的新闻每每从党委书记——那个据说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的闵维方处——造出,就不能不推定他是行使著北大实权的人物:“把一切反动言论清除出课堂”的正是敏博士发出的狠誓;革了北大旁听的惯例,使“闲散的旁听者”从此不得有旁听的机会,是否又是他的主谋和创造呢?不得而知,但人们得而知之的是:他的发号施令总不能使教员和学员都五体投地的佩服起来。
李敖曾经站在北大的讲堂,而主讲台里落座了两个听客,一个是香港卫视的大老板刘长乐,一个便是敏博士,也因此,使素来以自由和无畏自居的李大胆都不免有些战栗的说:“现在的北大太孬了”,还说:共产党的官很懂得“不笑”的艺术,并将某丁官人作为“不笑之艺术”的最高典型加以赞叹,赞叹他不笑的境界之高、是别一党人所不能臻于的高度。更调侃说自己大概来不及登长城,却进了“秦城” 凡此种种,给我辈得出这样的铁证:当今的北大正“一代不如一代”的堕落、的败坏下去。
然而我们知道,孑民时代的北大,曾经不孬,他用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作为民族觉悟的明灯,指引着中国教育和青年行进的方向;改变了“京师大学堂”专为“悔人官术”的风气,使它从秽臭的粪池转化到思想自由、人格自由的民主大摇篮;使它成了“德”、“赛”先生的策源地;有了“五四学潮”的第一功”;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处。它将人间的智者汇为一流:胡适,鲁迅,刘半农,陈独秀,郁达夫便是这一流的佼佼者。它也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个个性激扬的青年,正是他使中国的未来改变了行进的方向,也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先例:党委管教育的制度,这管制的人,其名曰党委书记。从此大陆的教育不再是独立于党政之外的教育、校长也不再是一校独大的校长。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被从此的替代了。
梁卓如作过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他把人的不自由比作“身奴”和“心奴”,那是说,做了“身”的奴隶,尚可挣扎、反抗而获得著自由的权利,若是做了“心”的奴隶,那结局便只有毁灭的一径,是无疗救的希望了,这譬喻其实是和“哀莫大于心死,身死次之”的孟子归为一辙的。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青年倘使还不曾走进“心死”的毁灭,只在“身死”这一路径,那便不能说没有疗救希望。比如,孑民先生做定北大校长的伊始,就先受了几层的束缚,一层是封建遗老,一层是军阀官僚,一层是他加入的那个党,可谓是绑缚的孑民极不自由了。那些官僚遗老们哪里是真希望教育只朝着有利青年和民族的方向行进呢?那是决不的,也未免太幻想他们为玫瑰的芳香了:唯这教育朝着他们自私的狭隘一路,才是他们的真希望,彼们用了种种的卑鄙和利诱和恐吓,以期堕落败坏先生的意志,无奈先生却是有了发奋的目的,任你使出种种的伎俩,我只将我的主义拿定,于他们的私利、掣肘竟而不顾:不做听将领的“身奴”,更不做著著自缚 的“心奴”。若是什么政府来了什么指示、什么公文,便一边的鸟了去,若来的是钱呢,那是要慷慨的收受,以助青年“养成人格之事业也”的本钱。于是民们常常不免发出感叹;孑民的北大真不愧为国之北大也!继而再发一声感叹:没有孑民的北大愧为国之北大也!
然而这愧为国之北大的北大,又不甘寂寞了,似乎正添了自信,发誓要向世界一流大学撞进,而摇旗呐喊最响亮的似乎不是从来都“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校长”,依然是北大的敏书记,虽然,敏书记不免常常作些文理不通的文章,但和让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豪气相比,文理不通一点又算什么呢?然而,说这话的人、我以为又是错了对象,它该不是从敏博士的口中说出,因为他是主张“把一切反动言论清除出课堂”的主谋,而在当今的世界,靠清除反动言论就挤进一流大学的,我们不曾看到也不曾听说,我们单单知道,凡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地方,必是国家民主,公民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天国;必是师生怡怡、行为端端的摇篮,决不出在:“把一切反动言论清除出课堂”、使言论、思想都上了枷锁的铁屋,而拿了公民的纳税钱、被公派到先进国家名牌大学的敏博士,至于这样浅浅的道理也不懂的么?
不过敏博士是为北大争得巨多民脂膏腴的功臣,却是不争的事实,但倘说有了巨多的钱,就奋斗到“世界一流大学” 的行列,却是荒唐:我们能够设想一座辉煌的宫殿却是陈设了满室的酵草么?我们能够设想一夜暴富的阿三穿了法国的名牌西衣就具备了精英的器宇了么?不能,那么我们还能够设想用巨多的钱构筑起峨峨的北大就算挤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了么? 却又是更加的欺人。
若真使北大愈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它须:再不作政客们利用的工具;再不惮于政客们出于私利对教师对学生使出种种的恐吓,凡事都须依著青年自己的判断和方向;努力做孑民先生所倡导著的“思想自由”、“人格自由”的实行者;努力做胡适先生所提倡著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重怀疑、重实证”的力行者
它须:再不做听将领的奴才:不听政客说: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了,于是就做了将他打倒的刽子手;不听政客说:老舍是反动文人的权威,于是就做了使他遭致或喂鱼鳖厄运的暴徒;不听政客说:傅雷也该死,于是就做了将他摧残到自绝于屋堂的打手;不听政客说:田汉更该死,于是就做了让他死到连骨灰都不敢被儿子从医院取走的恶棍……
它须:不做极端民族主义的领跑者;不做屠美灭日平台湾的鼓噪者。恢复著孑民先生的治校精神,践行著胡适先生那“先争得你们个人的自由”再为国家争自由”的权利。向着官僚腐败向着黑恶势力祭出利器和投枪,才是北大青年矢志不渝的追求,才是北大朝著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方向;才是中国真该有的新北大、新教育。
我还记起李敖在回答一个学生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北大的提问时说:“你叫我来干嘛,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人们或只当它是一句玩笑,但我们实在应该期待著这一天的到来:它将证明著共产党的气度,也将是新北大再获新生的机会。亲爱的诸君,是不是这样的呢?
西方达人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
李敖曾经站在北大的讲堂,而主讲台里落座了两个听客,一个是香港卫视的大老板刘长乐,一个便是敏博士,也因此,使素来以自由和无畏自居的李大胆都不免有些战栗的说:“现在的北大太孬了”,还说:共产党的官很懂得“不笑”的艺术,并将某丁官人作为“不笑之艺术”的最高典型加以赞叹,赞叹他不笑的境界之高、是别一党人所不能臻于的高度。更调侃说自己大概来不及登长城,却进了“秦城” 凡此种种,给我辈得出这样的铁证:当今的北大正“一代不如一代”的堕落、的败坏下去。
然而我们知道,孑民时代的北大,曾经不孬,他用那“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作为民族觉悟的明灯,指引着中国教育和青年行进的方向;改变了“京师大学堂”专为“悔人官术”的风气,使它从秽臭的粪池转化到思想自由、人格自由的民主大摇篮;使它成了“德”、“赛”先生的策源地;有了“五四学潮”的第一功”;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处。它将人间的智者汇为一流:胡适,鲁迅,刘半农,陈独秀,郁达夫便是这一流的佼佼者。它也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个个性激扬的青年,正是他使中国的未来改变了行进的方向,也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先例:党委管教育的制度,这管制的人,其名曰党委书记。从此大陆的教育不再是独立于党政之外的教育、校长也不再是一校独大的校长。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被从此的替代了。
梁卓如作过一篇《论自由》的文章,他把人的不自由比作“身奴”和“心奴”,那是说,做了“身”的奴隶,尚可挣扎、反抗而获得著自由的权利,若是做了“心”的奴隶,那结局便只有毁灭的一径,是无疗救的希望了,这譬喻其实是和“哀莫大于心死,身死次之”的孟子归为一辙的。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青年倘使还不曾走进“心死”的毁灭,只在“身死”这一路径,那便不能说没有疗救希望。比如,孑民先生做定北大校长的伊始,就先受了几层的束缚,一层是封建遗老,一层是军阀官僚,一层是他加入的那个党,可谓是绑缚的孑民极不自由了。那些官僚遗老们哪里是真希望教育只朝着有利青年和民族的方向行进呢?那是决不的,也未免太幻想他们为玫瑰的芳香了:唯这教育朝着他们自私的狭隘一路,才是他们的真希望,彼们用了种种的卑鄙和利诱和恐吓,以期堕落败坏先生的意志,无奈先生却是有了发奋的目的,任你使出种种的伎俩,我只将我的主义拿定,于他们的私利、掣肘竟而不顾:不做听将领的“身奴”,更不做著著自缚 的“心奴”。若是什么政府来了什么指示、什么公文,便一边的鸟了去,若来的是钱呢,那是要慷慨的收受,以助青年“养成人格之事业也”的本钱。于是民们常常不免发出感叹;孑民的北大真不愧为国之北大也!继而再发一声感叹:没有孑民的北大愧为国之北大也!
然而这愧为国之北大的北大,又不甘寂寞了,似乎正添了自信,发誓要向世界一流大学撞进,而摇旗呐喊最响亮的似乎不是从来都“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校长”,依然是北大的敏书记,虽然,敏书记不免常常作些文理不通的文章,但和让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豪气相比,文理不通一点又算什么呢?然而,说这话的人、我以为又是错了对象,它该不是从敏博士的口中说出,因为他是主张“把一切反动言论清除出课堂”的主谋,而在当今的世界,靠清除反动言论就挤进一流大学的,我们不曾看到也不曾听说,我们单单知道,凡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地方,必是国家民主,公民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天国;必是师生怡怡、行为端端的摇篮,决不出在:“把一切反动言论清除出课堂”、使言论、思想都上了枷锁的铁屋,而拿了公民的纳税钱、被公派到先进国家名牌大学的敏博士,至于这样浅浅的道理也不懂的么?
不过敏博士是为北大争得巨多民脂膏腴的功臣,却是不争的事实,但倘说有了巨多的钱,就奋斗到“世界一流大学” 的行列,却是荒唐:我们能够设想一座辉煌的宫殿却是陈设了满室的酵草么?我们能够设想一夜暴富的阿三穿了法国的名牌西衣就具备了精英的器宇了么?不能,那么我们还能够设想用巨多的钱构筑起峨峨的北大就算挤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了么? 却又是更加的欺人。
若真使北大愈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它须:再不作政客们利用的工具;再不惮于政客们出于私利对教师对学生使出种种的恐吓,凡事都须依著青年自己的判断和方向;努力做孑民先生所倡导著的“思想自由”、“人格自由”的实行者;努力做胡适先生所提倡著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重怀疑、重实证”的力行者
它须:再不做听将领的奴才:不听政客说:马寅初向我们下战表了,于是就做了将他打倒的刽子手;不听政客说:老舍是反动文人的权威,于是就做了使他遭致或喂鱼鳖厄运的暴徒;不听政客说:傅雷也该死,于是就做了将他摧残到自绝于屋堂的打手;不听政客说:田汉更该死,于是就做了让他死到连骨灰都不敢被儿子从医院取走的恶棍……
它须:不做极端民族主义的领跑者;不做屠美灭日平台湾的鼓噪者。恢复著孑民先生的治校精神,践行著胡适先生那“先争得你们个人的自由”再为国家争自由”的权利。向着官僚腐败向着黑恶势力祭出利器和投枪,才是北大青年矢志不渝的追求,才是北大朝著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方向;才是中国真该有的新北大、新教育。
我还记起李敖在回答一个学生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北大的提问时说:“你叫我来干嘛,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人们或只当它是一句玩笑,但我们实在应该期待著这一天的到来:它将证明著共产党的气度,也将是新北大再获新生的机会。亲爱的诸君,是不是这样的呢?
西方达人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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