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說起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名言最早见于东汉王符《潜夫论•明暗篇》：“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听，则圣日广矣；庸说偏信，则愚日甚矣。”及至唐代，魏征曾多次引用此言劝谏唐太宗。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上（唐太宗）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魏征又列举了尧、舜、秦二世、梁武帝和隋炀帝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向唐太宗阐明了“兼听”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性。唐太宗不愧为一代明君，不仅“甚嘉其言”，而且颇善其行，因此，不仅在后来人的心上留下了他能“兼听”的形象，而且“终致贞观之盛”。
　　其实，“兼听”所阐明的道理，早在战国时期的楚宣王在同大臣江乙的一次谈话中就问世了。据《资治通鉴》记载：楚昭奚恤为相。江乙言于楚王曰：“人有爱其狗者，狗尝溺井，其邻人见，欲入言之，狗当门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恶臣之见，亦犹是也。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扬人之恶者，王曰：‘此小人也！’远之。然则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终己不知也。何者？以王愿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王曰：“善。寡人愿两闻之。”在这次君臣的谈话中，楚宣王接受了江乙的意见，所说的“寡人愿两闻之。”一语中的“两闻”，虽然与“兼听”说法有异，但其义则完全相同，即都含有全面听取“好扬人之善者”和“好扬人之恶者”意见的意思。
　　按理说，在时间上，楚宣王的“两闻”比魏征用来劝谏唐太宗的“兼听”早说了近千年，“兼听”的形象应非楚宣王莫属，可是他却默默无闻，而唐太宗则流传千古。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遍阅史书，楚宣王在说了那句“两闻”的名言之后，再无下文，没有任何身体力行“两闻”的 实际行动。而唐太宗则不然，不仅接受了魏征引用的“兼听”的意见，而且身体力行之。“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竞也。太宗虚已以来直言，故群臣争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悦而行之，又赏以劝之”，真可谓“人君之所难能也。”（《贞观政要》）翻开唐史，随处可以看到很多犯颜直谏、面扦庭诤的事例。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令小吏，文臣武将，旧部新官，甚至宫廷侍女，都有人敢于上书直谏，而这些都与唐太宗身体力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名言的实际行动所分不开的。对于一句具有真理性的名言，一个只说不做，一个注重身体力行。这就是导致前者默默无闻，而后者却流传千古的根本原因。
　　其实，承认“兼听”或“两闻”的真理性并不困难，从古至今还没有见到有谁出来公开不要“兼听” 或“两闻”，更不用说反对它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践行。古往今来，真正能像唐太宗那样，不仅“甚嘉其言”，而且颇善其行者，为数是很少的。而像楚宣王对“扬人之善者”和“扬人之恶者”说起来“愿两闻之”，但做起来却不见踪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者在当代中国倒不乏其人。他们像当年的楚宣王一样，“愿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以致给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伤害。试想，当年的执政者，如能像当年唐太宗那样“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虚心“兼听”诸如马寅初、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有识之士的意见，仔细思考，取其精华，用以治国，又何至于给我们的国家带来那么多的灾难呢？
　　由于在上者好大喜功，对“听喜不听忧”乐此不疲，以致在下者“报喜不报忧”大行其道，至今仍犹如一个幽灵，在中国徘徊，挥之不去。而一般民众，则因亲眼目睹了“报喜者，迎合世俗，往往被褒为拥护圣明，以致名利双收；而报忧者，出自公心，却往往被贬为攻击当道，以致身败名裂”的现实，便滋生了“报喜别报忧，报忧脸上羞；看破别说破，说破要惹祸”的消极心理。反过来，这种消极心理又助长了“报喜不报忧”之风的盛行，结果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对此，我们的执政者难道还吃一百个豆不嫌腥，仍恪守“愿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者的陋习吗？
　　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重温唐太宗“兼听”的名扬天下的经验和楚宣王“两闻”的默默无闻的教训，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组织，乃至对一个国家来说，仍不无启示。这就是，事业的辉煌永远不会与那些“愿闻人之美而恶闻人之恶也”者为伍，而身体力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者，则不仅将会得到辉煌事业的青睐，而且也必将得到人民和历史的厚爱，前文所引述唐太宗和楚宣王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