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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还是极右？
“极左”，还是极右？
——读周士君《“红色教育”,还是“极左造势”？》有感
读周先生大作（《杂文报》2007年12月18日），第一印象是：郑州市德全学校向学生们宣传“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在校园播放《闪闪的红星》等革命歌曲,在校门口有臂戴红袖章、手持红樱枪的学生值勤,以整顿校风,杜绝学生抽烟、喝酒、早恋等恶习，通通是为“极左造势”,是“‘文革’中早已用滥的极左教育模式”,是“一幅幅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的极左年代的喧嚣场景”，因此，该校校长释德全“在重走极左老路，甚而欲把学生当作其极左情结泛滥的‘试验品’。”好吓人啊！
笔者以为，周先生仅从上述郑州市德全学校的做法就断然下此结论是否失之偏颇？现仅就此三点加以探讨，以求明辨是非：1、关于“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首先，教育孩子们做社会主义接班人，我想是绝对没错的，不会有争议的吧？至于“又红又专”之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无人再用，但除了周先生，还从未见哪个主流媒体说过此说是“极左”的。我浏览网页，发现人民网在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转载了新华社播发的江涛、冯瑛冰的《培养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清华大学教育思想集萃之一》一文，细读，终于找到了“又红又专”之说原来是出于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该文说：“蒋南翔倡导的又红又专是政治与业务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业务实践。清华大学长期坚持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经验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在此之前，邓小平就曾指出：‘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可见，“又红又专”的提法是没错的，不仅不错，还应当大力倡导，可惜，多年来人们把它淡忘了，这只能是一个遗憾，一个很大的遗憾！2、关于《闪闪的红星》，谁都知道，这是一部公认的红色经典电影，她的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那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烂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这雄壮、欢快、催人奋进的词曲有哪一个字、哪一个音符是“极左”的？3、在校门口让值勤的孩子肩戴红袖章、手持红樱枪，营造这种弘扬革命传统的文化氛围，使孩子们不忘革命传统，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笔者未去德全学校实际考察，只从周先生不足千字的短文中获得认识，难以对该校全貌做出结论。但是，仅从以上三点看，周先生给该校所加的为“极左造势”的罪名难以使人折服，则是不容质疑的。
除此三点，周先生别无其它论据，有的只是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经”据“典”。周先生在指责释德全校长“重走极左老路”之后说：“要知道，国民的现代化，首先是指其观念的现代化，包括其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可如今，释德全竟祭出了曾经给国人带来诸多痛苦和灾难的‘极左疗法’，并在校园内为自己脑子中的极左思维大造其势。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当年，正是‘极左造势’者猖獗，才使得国人之人格教育近乎空白，并令我们的教育水平距现代化的目标渐行渐远。哲学家洛克曾这样警告世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一样，绝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生洗刷不掉的。’”笔者之所以大段引述周先生的原文，是因为尊重周先生为反对“极左”的良苦用心。然而，遗憾的是，周先生所说的那种“‘极左造势’者猖獗”的局面，早已通过党内斗争纠正了30年，但并不是遵循那位社会学家的“高见”，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决的，更不是听命于那位哲学家泛泛地说教去“补救”的。因此，仅据前述三点毫无理由给德全学校扣上“极左”的帽子，更谈不上“配错了药”。说到国人的“人格教育”，这类中性词语虽说谁都可以拿来我用，但对我国而言，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胡锦涛同志所倡导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难道不是最具针对性的“人格教育”吗？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难道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人格教育”吗？更为遗憾的是，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周先生却一字未提，甚至连社会主义一词都废弃不谈，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
因此，笔者不得不拟定此标题，请读者和周先生指教！2007，12，22
——读周士君《“红色教育”,还是“极左造势”？》有感
读周先生大作（《杂文报》2007年12月18日），第一印象是：郑州市德全学校向学生们宣传“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在校园播放《闪闪的红星》等革命歌曲,在校门口有臂戴红袖章、手持红樱枪的学生值勤,以整顿校风,杜绝学生抽烟、喝酒、早恋等恶习，通通是为“极左造势”,是“‘文革’中早已用滥的极左教育模式”,是“一幅幅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的极左年代的喧嚣场景”，因此，该校校长释德全“在重走极左老路，甚而欲把学生当作其极左情结泛滥的‘试验品’。”好吓人啊！
笔者以为，周先生仅从上述郑州市德全学校的做法就断然下此结论是否失之偏颇？现仅就此三点加以探讨，以求明辨是非：1、关于“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首先，教育孩子们做社会主义接班人，我想是绝对没错的，不会有争议的吧？至于“又红又专”之说，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无人再用，但除了周先生，还从未见哪个主流媒体说过此说是“极左”的。我浏览网页，发现人民网在清华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转载了新华社播发的江涛、冯瑛冰的《培养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清华大学教育思想集萃之一》一文，细读，终于找到了“又红又专”之说原来是出于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蒋南翔。该文说：“蒋南翔倡导的又红又专是政治与业务的相互融合与渗透，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业务实践。清华大学长期坚持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经验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在此之前，邓小平就曾指出：‘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可见，“又红又专”的提法是没错的，不仅不错，还应当大力倡导，可惜，多年来人们把它淡忘了，这只能是一个遗憾，一个很大的遗憾！2、关于《闪闪的红星》，谁都知道，这是一部公认的红色经典电影，她的主题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那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党的教导记心头。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烂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这雄壮、欢快、催人奋进的词曲有哪一个字、哪一个音符是“极左”的？3、在校门口让值勤的孩子肩戴红袖章、手持红樱枪，营造这种弘扬革命传统的文化氛围，使孩子们不忘革命传统，又有什么不好呢？当然，笔者未去德全学校实际考察，只从周先生不足千字的短文中获得认识，难以对该校全貌做出结论。但是，仅从以上三点看，周先生给该校所加的为“极左造势”的罪名难以使人折服，则是不容质疑的。
除此三点，周先生别无其它论据，有的只是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经”据“典”。周先生在指责释德全校长“重走极左老路”之后说：“要知道，国民的现代化，首先是指其观念的现代化，包括其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可如今，释德全竟祭出了曾经给国人带来诸多痛苦和灾难的‘极左疗法’，并在校园内为自己脑子中的极左思维大造其势。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当年，正是‘极左造势’者猖獗，才使得国人之人格教育近乎空白，并令我们的教育水平距现代化的目标渐行渐远。哲学家洛克曾这样警告世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一样，绝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生洗刷不掉的。’”笔者之所以大段引述周先生的原文，是因为尊重周先生为反对“极左”的良苦用心。然而，遗憾的是，周先生所说的那种“‘极左造势’者猖獗”的局面，早已通过党内斗争纠正了30年，但并不是遵循那位社会学家的“高见”，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决的，更不是听命于那位哲学家泛泛地说教去“补救”的。因此，仅据前述三点毫无理由给德全学校扣上“极左”的帽子，更谈不上“配错了药”。说到国人的“人格教育”，这类中性词语虽说谁都可以拿来我用，但对我国而言，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胡锦涛同志所倡导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难道不是最具针对性的“人格教育”吗？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难道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好的“人格教育”吗？更为遗憾的是，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周先生却一字未提，甚至连社会主义一词都废弃不谈，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
因此，笔者不得不拟定此标题，请读者和周先生指教！2007，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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