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重新把孔子的解释权拿回来”

　　读了《南风窗》（06年11月号）杂志社记者对台湾名教授傅佩荣先生的“重新把孔子的解释权拿回来”一文的对话后，觉得有话要说。傅先生在文中谈及的话题并没实质性地论及到该如何拿回孔子解释权的要义，倒有几分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谈。故而，本人想谈点不同看法。

一，兴衰不死的中国文化真的很奇妙吗?

　　文中，傅先生借用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话说:“中国文化最特别，一般的文化只有一度生命，一度生命叫做兴盛衰亡，文化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人有生老病死，文化有兴盛衰亡。别的文化兴盛衰亡就没有了，变成考古学的对象，但是中国文化不一样，兴盛衰亡之后再兴盛衰，现在准备第三度重新开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奇妙的事情。”
　　这段文字看起来很扇情，足以让习惯沉湎于自豪中的中国人又平添了不少的自豪感!可是我倒觉得有点子虚乌有!
　　其实，中国文化兴衰不死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出于封建王权的专制性，封建王权容不得有其它多元文化尤其是对立面文化的存在。自始皇帝以来，中国就一直保持着以王权文化为核心的独一性（儒学只是其表。）。这种独一性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化的运行轨迹!
　　其二是源于中国文化里固有的奴化特性，致使国人的精神觉悟，仅局限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上，包括孔孟之道的所谓民本思想，本质上也只过是在主张“明君”思想而已。它与真正的平民文化即民主思想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正是这种差别和狭隘性，决定了儒家文化是有区域和时代局限性的。
　　由于中国文化内部缺乏公义和开拓精神。所以，傅先生认为的儒家文化有内在力量，“因为我们的主张符合人性的需求”，这样的说法是缺乏宏观审度的!只要帝王不倒，或者说在我们头脑里的封建意识不除掉，那么文化兴衰就会沿着封建文化的轨迹循环不止；
　　第三个原因，是基于中国疆土辽阔，环境封闭，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外来文化冲击，由此，在传统上自有其固守的一面。以上这些都是构成中国文化“兴衰不死”怪相的原因!如果一种封建文化兴衰不死，我们还要去欣赏和炫耀，那我们的立场又站在了哪儿?

二，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在哪里?

　　傅先生在强调儒家文化有独特的包容精神时断言，儒家文化不会与其它文明发生冲突，甚至可以“让世界各种宗教找到一个对话的平台”。为印证这个观点，他例举了孔子的三句话来作证。
　　第一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意见不同，没什么好谈的，各走各的了，又哪来的什么包容精神呢?不相为谋，是走，是回避的意思，虽然没有争斗来的激烈，但也不见得有包容精神呀?因为包容精神意味着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
　　第二句是“君子和而不同”，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保留各自的主张但不必争斗。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宽容精神，但本质上还是采取回避态度，就是各人恪守自己的主张，没什么好交流的，同时也包含着不究是非的哲学态度，这里又有多少积极意义可言呢?。
　　第三句话是，“则修文德以来自”。是说只要你把自身的文化和德行修好了，别人就会来归顺你的。这句话总的含义还是回避，即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说什么，你只要做好你认为该做的事就行了。从这些态度里我看不出有什么相容精神!除了回避还是回避的文化是否过于封闭?
　　再则，儒家文化如真有相容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史上为何要有“罢黜百家，儒家独尊”这一出呢?又为什么要在所谓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去摒弃道家的精义——“无为而治”，而只接纳其毫无冲突的“阴阳五行”，“养生之道”?
　　至于佛教在儒教里的存在，也是被“掐头去尾”的，除去了原有的佛理佛性——来世学说，剩下的只是一点虚妄的自我慰藉和供士大夫精神消遣的禅宗哲理而已!
　　说到儒家文化不会与其它文明发生冲突，下这样的结论，那更是荒诞不经!据我所知，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来都是在与各种文明的交流，碰撞，交融，此消彼长中完成的。封闭的文化终会在开放的文化撞击中逐渐弱化消亡；公平，公义的文化也总终究会在与无公平，无公义的文化碰撞中，日益强盛!这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碰撞的规律，也是全球一体化的必然势趋，没有一种文化可以在开放时代，不与人引起碰撞的，这是事实。
　　如今，世界各国对民主精神的呼唤日益高涨，专制没落文化己处岌岌可危之态已非罕见!封闭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现代经济冲击下，不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吗?
　　为什么我们欲立新儒家思想来重振中华却终不得其果效呢?为什么我们会在传统还是西学中痛苦不已，论争不断?这些不都证明了儒家文化在面临现代时的处境中，显现出了它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么?这样的文化，又怎能说它是一种兴盛不死的文化呢?
　　既然一种文化在遭受外来文化冲击中，自身朝不保夕!怎又能去成为“让世界各国宗教找到一个对话的平台”呢?
　　我想，任何个人化的意愿都是无法阻止缺乏正义的文化不去成为颓势的，而真正开放、进击的文化是从不靠人工呵护或人为去拔高的。文化行走的动力自有其内在规律——即凭借内在张力——民主与公义去传播世界。
　　另外，傅先生把中国无宗教冲突的原因归之于是儒家文化的包容，“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那同样是一个过错。以我之见，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宗教冲突，是因为中国人有宗教，但是没信仰。根子在于，中国历来是王权主义国家，信奉王权高于一切，也就是说王权是高于神权的。凡是神权与王权有冲突的地方，神权便会屈居其下!因此，没有神权信仰的宗教，也即无所谓会引起宗教冲突了。
　　所以，它不仅证明不了是儒家的宽容，相反暴露了儒家文化在接纳其它文化前，包括宗教文化时采取了先行的遏制手段和无情打压态度!在王权操纵下的儒家文化中根本没什么宽容可言。

三，新加坡学儒失败说明了什么?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新加坡人学儒失败后，傅先生对此事的看法。傅先生说:“新加坡曾经用儒家经典当作初中教材就失败了，他们自己也承认失败。我们要思考，新加坡为什么会失败呢?它想利用儒家，所以失败了，它没有想真正了解孔子、孟子是什么人，也没有搞清楚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按照傅先生的观点:新加坡人之所以学儒失败，是因为没有进一步了解孔孟之道的精髓要义——即为人“真诚”所至。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儒家文化那么讲“真诚”，那为什么从实践来看，中国人的“真诚”程度和“诚信”率，会比基督教文化的国家要低得远了去了?甚至比佛教国的印度都不如呢?
　　一种文化如果连自己的子民都无法教化，那还有什么脸面去指责它国人的学儒失败?
　　再说，我们是否想过，新加坡人的文明程度在华人圈里是数一数二的，无论是法律上，还是社会公平制度上，都优于我们。他们的人际关系、做人处世，行为准则及社会诚信度都高于我们。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新加坡人是东南亚受西方基督教思想影响较早的国家，如果新加坡人不靠儒家文化支持，同样能够达到人类文明高度，那他们还要去学儒家的“之乎者也”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人学儒失败并非是憾事，而韩国人在学儒上的成功，也绝非是靠儒学上的根底。这个观点我在一篇题为《在中国弃儒与韩国尊儒背后》的文中提过（见杂文报06年11月7日），我认为，韩国人是在自己的“忠”字文化基点上，纳入西方民主为主体，再嫁接了中国儒学为体表的功用性教义为辅的一种文化。
　　从广义上看，中国的原生性文化非常博大精深，但从精义上看，中国文化却没有韩国文化来得公正、正直、理性、坦率、:韩国人的“忠”字文化里潜藏着我们文化里所不具有的东西，那就是，除了忠诚，忠心之外，还兼有公正、公义、中正、禀性耿直，寻求恪守同一是非认同价值观念等内涵。这种理性，公义，中正的观念，使它们摒弃了权大于法、以权乱理，是非混淆造成的社会思想混乱；很大程度上也在政治上制止了官本位思想的滋长。
　　正是基于韩国文化中有这些好的元素，才使得他们在国家独立后能与迅速融进的基督教文化一拍即合，由此奠定了韩国人在文化上的现代意识。而儒学则成了韩国人日常生活秩序礼仪的传统依附。
　　傅先生要拿回孔子的解释权，愿望固然好。但是怎样拿回来?拿回来又有何用?
是否该先反思一下，我们当代文化主体的基点在哪里?是基于社会的公平公义?是单纯的孔子儒学?还是处在封建残余思想因袭，依旧缺乏公义精神——阴魂缠绕不死的官本位思想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