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解放思想

　　对于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所造成的危害，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而很少有人注意到1958年的大跃进同样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

　　1958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举行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要求人们敢想、敢说、敢干。那时，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他老人家既然发出号召，人们也就纷纷响应，全国一下子出现了思想“解放”的局面。

　　解放思想，首先是敢想。那时，街头到处有这样的漫画：一个人挑着两只芝麻，显得非常地吃力，不是人力气太小，而是芝麻太大；半个花生壳里坐着几个人，在大风大浪中前行，不是人太轻，而是花生壳太大；一根玉米棒一端在地上，一端顶到天，不是天变矮了，而是玉米棒太长。这是不是说明那时的人很敢想？有一首民歌是这样写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这是不是说明那时的人很敢想？那时，还有这样一个说法：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在这种说法的指导下，无数的人们展开了想像的翅膀。

　　言为心声。既然敢想，也就敢说了。从上层开始，说的话就表现出极大的气魄。先说15年赶美超英，后来又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至于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那时是铺天盖地而来。农村里时兴打擂台。你说亩产要达到8百斤，我就说亩产要达到1千斤。你说亩产要达到2千斤，我就说亩产要达到3千斤。你说亩产要达到1万斤，我就说亩产要达到1万5。“打擂台，打擂台，雄心勃勃走上台。你说八千我说万，一脚把你踢下台。”据当初参与过打擂台的人说，说亩产要达到8百斤1千斤时心中十分紧张，心想，要是达不到8百斤1千斤怎么办，牛皮吹破了人家要不要笑话，而说到亩产要几千斤上万斤时反而一点不紧张了，知道反正这是吹牛皮说大话。

　　最后表现在行动上的就是敢干。农村里搞深耕，越深越好。结果是将上层的肥土压了下去，下边的死土翻了上来。密植也是如此，越密越好。有人算了一个帐，如果播一粒种子收三粒谷子，那播一千斤下去就能收到三千斤。明明产量下降了，有人却敢大胆地向上报喜。我曾在一张旧《新华日报》上看到当时江苏省省长的嘉奖令，说是某地粮食单产达到1万斤。既然有了这么粮食，那就有了一个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怎么办？办法之一就是号召人们放开肚皮大吃。在大办钢铁的问题上，胆子也大得很。1957年，全国的钢产量为535万吨，而1958年则要完成1070吨钢。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搞起来全民炼钢的运动。农村的农民不种田了，已经成熟的庄稼也来不及去收割，而去炼钢铁。学校的学生也不上课了，而去炼钢铁。没有那么多矿石，炼不出铁来，就将农民的锅子收走了，砸坏了，投入了炼钢炉。在所有制问题上，也是大胆地干，高级社还没有巩固，就大办人民公社。往常办互助组、合作社还要经过试点再推开，而这次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点，就一下子在全国推开了，为的是抢时间。对此还有一个好听的说法，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这次解放思想的结果是什么？是国民经济的濒临崩溃，是上千万人浮肿饿死，是人相食。那么，为什么1978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改善，而1958年的解放思想却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呢？根子在于1958年的“解放思想”前边还有四个字，叫做“破除迷信”，而当时又将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叫做迷信，将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叫做迷信，将从实际出发叫做迷信，因而解放思想实际上成了“破除科学”的主观妄想。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时也强调了四个字，叫做“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的“解放思想”，就是从实际出发的解放思想，就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解放思想，就是具有科学精神的解放思想。两者前提不同，结果自然迥然相异。

　　回顾1958年的解放思想，并与1978年之后的解放思想加以比较，应该对我们大有益处。为了建设一个民主富强和谐的中国，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但我们所要的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解放思想，而不要那么脱离实事求是原则的胡思乱想。1958年的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