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论”还是收起为妙

　　2月14日，在昆明市的一个会议上，市委书记仇和提出了“三不论”：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对于这个“三不论”，本身也值得论一论。

　　且先举几个例子:

　　1959年，彭德怀向毛泽东写了意见书，对大跃进提出了不同看法，结果自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这么一来，党内高层就没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提出不同看法了。换句话说，只有人对“三面红旗”大唱赞歌，而没有人敢对大跃进再争论、再议论、再说三道四了，结果呢？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倒退，全国人民饿肚子，成千上万的人浮肿饿死。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当时老百姓很不满，广大教师也很不满，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讨论，他们无法争论，有意见有想法，只能在下边空议论，上边是只干不论，或者只让某些学者自说自话，强行将教育产业化了，把发展教育变成了扩大内需的一项措施，造成了严重的教育不公，使得很多穷人上不起学，不少学生及家长因上不起学而自杀，同时，由于利益的驱动，高校盲目扩张，造成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其后遗症恐怕十年二十年也难完全消除。此外，企事业单位改制、医疗卫生改革也有类似情形。

　　某市搞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搞成了新房子建设，在一个乡镇搞试点，当地农民不同意，认为这样的新农村建设只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不能给农民带来好处，拦在大路上不让施工队伍进村。市领导不跟农民争论，不听农民的意见，用公安人员将农民强行拉开。结果，建起的房子农民不买，造成土地闲置，资源浪费，带来几千万元的经济损失。当然，这个损失由老百姓埋单。

　　事实证明，重大决策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不允许老百姓争论，不听老百姓的议论，不跟老百姓讨论，难免会产生失误，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也难收到好的效果。

　　有人会说，“三不论”虽是仇和说的，但来自于邓小平理论。是的，邓小平是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且事实证明当时的“不争论”确实收到了好的效果，当初如果围绕着姓社姓资的问题争论不休，那就会把时间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邓小平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说这个话的。当时，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左的东西依然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不少人崇尚空谈，不愿实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坐而论道空谈误国，提出不争论自有他的道理。但是，对邓小平的话我们也不能搞“凡是”，更不能将他在特殊背景下所说的话当成普遍真理。“不争论”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搬用的真理。我们不应该整天争来争去耍嘴皮子，但该争论时要争论，该议论时要议论，该评论时要评论，我们要警惕有人借口邓小平说过“不争论”，就搞独断专行，霸王作风，重大决策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如果我们正视现实，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如今的各地党政一把手中，这样的人实在是为数众多)。不恰当的争论会误国，但不让争论、不听人民的议论，不允许别人评论同样会祸国殃民。很多决策失误，大量极度高昂的所谓学费，难道不是由于“不论”所造成的吗？

　　胡锦涛在十7大上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温家宝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民主是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我们不能不要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不能抛弃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三不论”还是收起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