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现象”产生的基础

　　2月5日，南方周末头版报道了有关仇和改革的基本情况，并指出，仇和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正如南方周末报道所界定的那样，仇和现象在网络上很快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折衷的，各种各样的话题围绕仇和展开。网站纷纷介入讨论，传统媒体也纷纷介入评论。仅仅几天，有关仇和现象讨论就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有成为2004年最热门的公共话题之势，仇和也一下子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市委书记，其著名的标志之一是，他往往不禁让人联想起往日的著名书记吕日周，“陈卖光”，以及更早的焦裕禄、孔繁森等。

　　本文所关注的是，仇和现象想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他是如何在中国2000多个县(市)委书记，300多个地(市)委书记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前可能是以铁血著名的并受到各方广泛关注的书记了呢？笔者看来，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仇和的个人品质决定的。从这个方面来看，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书记，能够像他那样一意孤行，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够坚持到底，其典型事例是克扣工资，作基础设施建设。似乎也没有任何一个书记，能够把自己的个人偏好，如此简单地强加给一方人民，其典型事例是只种树不种草，而且至于杨树，因为他喜欢。从施政实践来看，仇和的政治技巧也是超常的。比如他与乡镇长玩信息不对称的游戏，楞是让乡镇长即使在上厕所也不得不如是报告。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仇和，就不会有仇和现象。

　　其次，从制度角度来看，中国当前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县市级政权结构比较灵活，缺乏制度化。中国的县市级政权有制度化的结构分化，五套班子俱全，平时各有分工，相互制约，但这种分化具有不稳定性，五大班子在操作意义上基本上还是围绕党委运作，宪法和相应的组织法在规定上的模糊性，也使得市县级政权的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书记权力的伸缩空间非常大，往往给强势书记的生产提供了制度条件。制度优势和仇和的个人特质联系在一起，更强化了仇和的政治优势：他从江苏省委要来了文件，“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这使得他在上层获得了显性的保护层。除此之外，他还充分利用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价值，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解决问题优先，只要能够脱贫致富，怎么干都可以。这不仅包括超越现有的法制结构，更包括去侵害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比如克扣工资，强制拆迁，以及让轻微违法犯罪的人上电视曝光等。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空间，也不会有什么仇和现象。

　　当然，仇和现象的产生，最重要的是中国特有的民情：个人缺乏公民精神，缺乏主动关心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和激励，缺乏自由开放的公共讨论空间，缺乏个人基本权利的意识，缺乏自由和责任的意识和激励，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悲叹自己命苦。一旦有什么事情，总是希望有救世主出现，平时求神拜佛，希望菩萨显灵，实践中则希望有青天出现，为民作主。结果好不好的评价压倒一切，不知道对结果的判断需要有以自由辩论为基础的共识基础，也不知道不同的权利和权力配置可以导致极其不同的结果。对政府运作来说，即使没有法律依据，只要法律不禁止，也可以为所欲为；而对于公民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审批，即使法律没有禁止，也不得有所作为。

　　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仇和现象产生的民情基础。如果仇和空降到美国某个县，即使是美国最贫穷的县，或者通过时空隧道到了300多年以前美国刚刚建国时候新英格兰的某个县，虽然他面临的贫困问题，可能比当前的宿迁还严重，但由于没有那样的民情基础，可以说，他连当县长的机会都没有。

　　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仇和现象的产生，其原因是复杂的，是中国特色的法律结构和民情的产物，也是仇和本人特质的产物。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要实现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实现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尊重公民权利的政府，依然是任重道远的，需要依靠几代人、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累积性的发展，光靠一时的热情，妄想用压缩饼干式的努力，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更缺乏累积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