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杂文回归文学

　　鉴于杂文许久以来的尴尬境况，袁成兰先生提出做杂文要有“胆识才情”的要求，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期许。早在袁先生之前，就有叶延滨诘问“谁为杂文诊病”；有束学山惊呼“杂文的危机”；更有人说“杂文已死”。而当今甚为炙手的文章名家周泽雄则以《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为题，开宗明义表明自己对杂文的态度，他说：“当今杂文最为致命的缺陷，其实集中于一处：这是一种手段与目标相乖离的文体。杂文家惯常采用的笔墨招法，与他奢望达到的宏伟目标，具有内在的矛盾。”确实，以通常不会超过两千字规模的当代杂文，却被作者们经常性地用来建构宏大叙事，从而为杂文构筑起一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藩篱。

　　既然我们打算用笔而不是依靠胆量、嗓门或者臂力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认识，展现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恰好，我们又选择了“杂文”这样一种文体，那么，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杂文到底是什么？杂文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如同小说需要情节、诗歌讲究韵律、剧本离不开台词是一样的道理。文学首先要求的是具有文学性，降低点要求地说就是可读性。杂文的特点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以杂文的手段来针砭时弊、表达思想相比其它文体来的更直接，更及时，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杂文的批判性才可能大大地超过其他文体，但我们却不能一口咬定说杂文一定比其它文体具有更多的优越感、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它并未见得一定要比其它文体承担更多的责任。我倒以为，有许多作者、读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只强调了杂文的批判性、强调其社会功效，把杂文当作一种功利化文本，忽视它的文学属性，错误地把性格的勇猛当作表达的胆识，使杂文越来越偏离文学轨道。

　　德国汉学家顾宾曾批评过中国作家缺乏胆量，倘若顾宾的批评得以成立，将不言自明地证实中国作家群体精神世界的懦弱，这就不单是杂文作者的事，而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比方，不是很有人抱怨我们拿不出类似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吗？

　　杂文人气指数极高而景气指数极低，当然与作者们的草率有关，它的另一面也与时代精神状况有关，21世纪的今天，人们依然能深切感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制，自由地表达思想依旧是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梦想和期待，有位作者就充满惰性地把自己作品集命名为《铁屋中呐喊》，以示对鲁迅精神的传承，以示自己的抗争，在这个毫无创意的书名面前，我们是否体会到当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无助呢？

　　面对如此环境，袁先生提出“胆识才情”的要求几乎是可以理解的了，只是“言之有理，大而无当”，如此要求对杂文作者应该，对其它体裁的作者也说得过去，它应当成为所有文艺之基础，而不仅止于杂文。

　　正是作者与环境两者间的合谋，共同制造了杂文虚假繁荣下的凋敝，使杂文变得很不招人待见。说挖苦，不够尖锐；说讽刺，不够幽默；说批判，不够深刻，有富家小姐颐指气使的脾气，观赏性上的短斤少两使杂文的力量大打折扣，以致如丫环般地被呵斥、责叱、驱使，杂文的批判性并不必然地意味它的文学性就要按比例依次降低，一篇文学性不够充分、内在张力不够丰满的作品，大约是算不上好作品的。

　　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过度诠释杂文的意义和价值，唯使其切实成为文学的书写而不是胆量的较量，从而在充满泥泞和荆棘的小道上踩出新的道路。

　　无论如何，杂文正处于一个没有大师——亦或根本不允许出现大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