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你少了什么

　　中国人爱说自己的历史是悠久的、文化是灿烂的、博大精深的。然而，在听惯了耳熟能详的这些赞誉里，我们是否该进行一下反思呢？僻如在文化功能上我们是否存在缺陷？还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对此，本人想谈点自己的浅见。

　　一，对人性认知功能上的缺失。

　　众所周知，人性乃人之根本，而人又是社会之根本，人性认知启示得好坏与构建社会形态有直接关系——遗憾的是，无任是道家还是儒家，在对人性认知定位上都出现了偏差。
　　老子言“道”。其一贯主张用效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和教化民德。笃信，离开天道自然，一切人为意识过强的做法，都会给社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惟有顺着天道规律而行，这样做才能使得大地生生不息，人间天下太平。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主张在（老子前）三皇五帝时期确也收到过一定的社会效果，那时的人，顺道而为，人心淳朴，君王们也普遍怀有朴实自然的亲民思想，国君们基本上能恪守做到天下为公和权为民所用；百姓们也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可是随着人的恶欲增长，世道变乱，老子的道学思想受到挑战，人们纷纷离弃大道，坠入了为名、为利、为权的欺世盗名纷争之中。
　　说实话，老子的天道论固然不错，但在遭遇人性的恶欲膨胀时，也难逃脱溃败的局面。
　　大道无存，不再复还，失望的老子终于出走！老子为什么出走？皆是因他低估了人性的恶欲所至。
　　这方面，儒家犯了同样的过错，儒家从哲学上认识人的基本观点是“人之初性本善”。它忽略了人罪性的实际存在，认为恶是来之于后天实践的东西，但问题是，如果人性本都是惟善的，那么后天的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就像没有可燃物，我们又怎么能去将其点燃呢）？
　　西学认为，人的罪性与良知属先天共存。但在物利的诱使下，人的私欲会得到释放，很容易就会演变成罪恶，而如果指出并承认其原罪的存在，也就有了主动警示和防范罪性发足的可能；西学罪性说的好处，还在于人在有赎罪感的情况下会有谦卑意识和上进心，同時伴有理性思维、求知、求真欲及反思精神。
　　而中国文化的性善说，违背了人性真实，是理想主义的东西。它扭曲和贻误了国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力，由此引发了一些例非理性思维的发展：如性善说掩盖了罪性的滋长、传统上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擅长情绪思维、缺乏反思能力、包括死不认错，只许自己批评别人而容不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等弊端……

　　二，在文化上缺失宗教功能。

　　中华大地虽有神洲之说，但自西周之后，中国人在思想上对神的依附渐远！至汉武帝时，可以说神权势力在政坛上几乎已不占有席位。就算佛教传入中国（且不说佛教有无神论成份），但并没有被国民和君王当作人格神来顶礼膜拜，中国人烧香拜佛，大体图的只是为了满足一时需求去过过场面而已，没有上升到信仰高度。
　　儒道两家虽说也被纳入世界八大宗教之列，但本质上不具备神学思想。老子讲天道，只讲到应顺自然天理而已，儒家的天人合一观里，大至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始终没有出现过神权信仰。
　　由于文化中缺失神权位格，自然也就无从谈及信仰，而对信仰的缺失，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一，中国人对道德坠落问题的拯救能力大大降低!就是说，道家和孔孟学说再好，但人的罪性（利己的恶欲发动），在法律和道德管辖不到的间隙，如在人眼不能所见，或在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愈加泛滥！正如妥思陀耶夫斯基所言：“假如没有上帝，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反言之，信仰者由于笃信上帝无处不在，出于对神的敬畏，使得信神的文化，在道德上对罪行的救赎能力大大加强。
　　结果二，在有神权信仰的国家会较容易接纳民主秩序。如印度、泰国、尼泊尔、韩国、日本等，包括前苏联的俄罗斯（自政体改制后马上就回归到了东正教，至于基督教社区，那更是无须赘言）。这是因为，政治受到（成熟的）宗教情结的影响——现代宗教虽然不直接参与权力政治，但宗教的道德感对政治有着制约力，即是说，政治不可以超越宗教道德和社会公义，去作为所欲为的事。从制度构建模式中，通常可以看到，它的秩序排列呈：宗教的+文化的+政治的=民主的（有人文精神）。
　　而在未能建立民主秩序，或在还没能完全建立民主秩序的国家制度构建模式中，我们看到的排列结果几乎清一色都是：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人治的（或半人治的）。政治始终排在第一位，宗教、文化都在其次，处在可以被忽略或被利用的地位！寓意是说：政治是老大，可以自由作为。

　　三，在文化上缺失道德公义。

　　道德的魅力在于公义，这是普世价值之尺度。而我们的文化里缺少这些，孔子推崇建立“君君臣臣”的封建等级制度，用礼仪来巩固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再用仁义学说折衷调和不合理的阶级关系。
　　这分明是在营造一个大前提不合理（专制）情况下的小前提里的“仁爱”关系。
　　这样的文化，背弃公义，没有真理，除了能衍生出伪善、奴化、愚人和恶德外，若指望它诞生出什么平等、博爱、自由之精神来，岂不比骆驼穿过针眼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