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情，难于掩盖更难于粉饰历史

　　读得一篇题目叫《毛泽东时代普及教育不容误读》（载2008年4月8日《杂文报•读者》）的文章，笔者感到有话要说。
　　关于教育问题，不妨先摘录同期《杂文报•校园》刊载的《教育投入的“国情分析”》（作者浦江潮）几段文字供读者诸君参考：“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近日表示，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2007年只有20.8%，制约了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教育事业”。“2006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01%”（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都在35%以上，其财政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一般为4%—5%）。“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初等教育经费比重一直偏低，而高等教育经费的比重在20%以上……严重挤压了初、中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农村儿童失学”、“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等问题，还在相当程度上困扰着我们。这些问题，不是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和和政府的红头文件中吗？综前所述，不难看出，我国目前的“普九”也存在一定问题，并不十分完美。当今时期尚且如此，那么，在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均不能与之相比的“毛泽东时代”，其“教育普及”真的如作者先生断言那样“不容误读”吗？再则，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普及了教育”，现在还“普六”、“普九”干什么？
　　该文作者批评别人“把普及过程当成了普及结果……用普及的结果去否定普及的过程，显然是偷换了概念。”又说“毛泽东时代在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按某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教育，也不是不可能”。这里，也许我们应该认识一下什么叫“普及”吧。所谓“普及”，即为普遍传播、推广、达到和大众化的意思。诚如是，那么，只是“在某一时段，某一区域，按某种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普及了教育”， 只有普及教育的某种形式过程而无具体结果，窃以为就没有达到普遍、广泛和大众化的效果，就不能说是“普及了教育”。于此，笔者不禁要问，在关于“普及教育”这个问题上，是谁“偷换了概念”呢？
　　本人读书在“毛泽东时代”，1963年秋小学毕业没能进入初中。那时候，小学考初中升学率约为50%左右，这就是说，仅在我们这个班级，全班50余人就有将近一半的同学带着对学校生活的深深眷念和“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谆谆教诲步入社会。尽管我们读书求知的愿望依然如故，尽管我们不知道一个十二三岁的高小毕业生能干些什么，但我们还是接受了当时国家尚未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自己失学了这一现实。城市教育如此，农村的情况恐怕就更不容乐观。我可以肯定地说，当年我们这些失学少年虽然未能也不可能站在国家的高度去理解教育问题，但却从来没有埋怨过谁。那个时候的教育没有普及，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不知道该文作者何以硬要说是“普及着的”呢？
　　该文作者似乎对“文革”期间的教育颇为欣赏，言称“那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学农学工，没有家庭作业，还不考试”云云，甚至将其与“今天的素质教育”相提并论。不错，文章作者有“各抒己见”的权利，但我想说是，在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教育，是极不正常的。不是么？“停课闹革命”把教育秩序“革命”得一塌糊涂，“白卷英雄”混乱了人们的思想、教育与接受教育的意义目的，反对“师道尊严”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反”得来剑拔弩张……至于那个时候的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学“样板戏”之类到底学了些什么？有何收获？恐怕只有天才明白。作者先生，假如让你的孩子回到这样的“教育”环境当中去，你愿意吗？
　　该文作者称，在读了以前“几篇有关毛泽东时代教育的探讨文章”以后，觉得“这已不是毛泽东时代有没有普及教育的大是大非的观点问题了，而是一个对毛泽东时代普及教育认识的思想、方法、态度问题了”，认为“说毛泽东时代没有普及教育，是错误的”，于是正色疾呼“毛泽东时代普及教育不容误读”！上纲上线的文字，严肃犀利的语气，令人恐怖。不过，我倒认为该文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矫情”了。岂不知如此这般，往往难于掩盖更难于粉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