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验富民县的“一号文件”

　　仇和去年底到昆明市上任后，一次到辖区富民县调研。吃午饭时，当地上了17道菜和面点，结果剩下不少。于是仇和便在饭桌上说，如果每一盘菜都放一双公筷、一把公勺，这样将剩菜打包回去，也比较卫生。如果工作忙无法打包，也可留给餐厅服务员享用。说者只是随口，而听者特别“有心”，随后富民县政府便发布了2008年“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的“一号文件”，规定“我县公务员在县境内餐饮服务机构就餐时，必须实行同桌自助餐”。县委书记还亲自担任了此项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报刊文摘》08、4、11)。堂堂“一号文件”说得只是个就餐问题，着实让人开眼界。认真地“化验”它，其中至少有三种成份。

　　其一，唯上。这个成份占的比例最大。如果一个普通百姓的利益遭到了公权或当地恶霸的侵害而四处伸告；如果一个企业遇到了恶劣的外部环境而无法生存；如果某地社会治安长期不好群众生活在恐惧之中；如果一方农民因污染而长期饮用致病的水……总之，这些事要远比那“文明就餐新风尚”重要得多，紧急得多，乃至要命得多。那么，富民的县长、书记会不会像“文明就餐”那样去“高度重视”呢？当然，也不能说他们不重视不去管，但我判断绝不会达到如此重视程度，敷衍塞责的情况也不能排除。富民县政府之所以就公务员吃饭的方式问题下一个“一号文件”，关键此事是出自书记之口，尽管书记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由此可见，做到不唯上而只唯实、唯民有多么难。

　　其二，造作。那个“培育文明就餐新风尚”的一号文件，究竟能对“文明就餐”起到多大作用，我想，即使是决策者，心里恐怕也没有什么把握。公款吃喝和就餐习惯的顽固性，绝非一份文件所能改变。如果领导在场，人们可能就“新风尚”了，否则，那就会餐复“原态”。这样起不了多大作用的文件为什么还要下，而且郑重其事地下呢？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原因在于，那是冲着市委书记去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书记知道不知道，只要市委书记知道了，知道我是如何的紧跟，如何的照办，如何的落实指示不过夜，那目的便达到了。这里带有很大的表演成份。而且演技不佳，太直白，太浅薄。

　　其三，畏惧。它让人还影影绰绰地看到了契诃夫笔下那个小公务员的影子。唯恐上级不满，唯恐得罪书记。其原因就在于下级的升降去留，几乎全掌控在顶头上司尤其是“一把手”的手中。在上下级关系中，很难有平等，很难有民主，很难有竞争，很难有朋友，有的仍是毛泽东当年所称的“猫鼠关系”。于是，他们只有唯书记马首是瞻。再小的事，只要出自书记之口，也是大事。试想，能够当上县太爷的，智商不致于太低吧。但居然发了一个“让大家一片哗然”的“一号文件”，这种滑稽和荒唐，我想，文件的决策者起初也不致于觉察不出来。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雷厉风行、一本正经地去发呢？原因只能从“化验”出的这几点去解读。

　　在有些地方，以人为本的口号为什么只停留在嘴上；解放思想为什么总是雷声大雨滴小；和谐社会为什么总是和谐不起来，透过化验富民县的“一号文件”，也许能告诉人们一些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