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才能兴邦

　　在汶川八级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国并未出现历史上那种巨大灾难后的哀鸿遍野、民心离散、国运衰弱之时局，却反而出现了全民空前团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赈灾图强、国兴民奋之好势头。面对此情此景，有人（无论何等威权人士）又发出了“多难兴邦”这种古老而不合时局之慨叹。其实，深刻分析汶川地震后的时局，结合我国的兴衰历史，迅风却得出的结论是：新政才能兴邦！
　　究竟如何看待汶川地震后的“好时局”？如果以为是因为“多难”而凝聚了民心，“巨难”而唤醒了全民族的人性，就恐怕不说是“忽悠惑人”之奸论，也算是“形而上学”之谬论了。从事实上看，近些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新理念，且推出了不少“惠民”、“利民”的新政举措。就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家总理在4小时内就赶赴重灾区指挥救灾；各路救灾军队火速赶往灾区救援；总书记不仅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救灾措施，还亲临灾区指导和慰问灾民；抗震救灾信息全开放，让全民真正享有了知情权；特别是中共领导顺应民心民意，实行了三天的“全民哀悼日”，降半旗以哀悼不幸遇难同胞；政治局各常委都分赴灾区救灾慰民；还广泛动员各方力量捐款捐物，救助灾民。应当说，正是这些以人为本的新政，造就了“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局面吧！反之，回想一下恐怖的唐山大地震，当基层的地震预测和地震灾情上报至最高层面时的“冷漠态度”、“无关痛痒”与信息封锁，我们不是可以倍感以人为本之新政的必要与可贵吗？！
　　从国家或民族的兴衰史来看，“多难”并不能“兴邦”，唯有“新政”才能“兴邦”。“多难兴邦”本是一个不值一驳的“奸论”。灾难就是灾难。灾难，必将害国祸民。无论是自然灾难，或是人为灾难，都是以人的生命、血泪、财产为代价，给国民之利益造成损害。中国，中华民族，正是遭遇了太多太多的“天灾人祸”，使得当今国民肩负着更加艰巨的振兴国家、振兴民族之重任。笔者赞同苏中杰先生的一个观点：“谓之多难兴邦，此皆为骗术。”（见围城杂文网5月27日《多难兴x》）咱们中国，也曾有过不少兴旺、辉煌的历史时期，而大多皆是“新政”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小国林立，战乱频繁，灾祸不断，而秦王朝不断推出了顺应民意的“新政”，奠定了“大一统”国家之基业。以至后来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初期的“康乾盛世”等等，从其改革的内容与形式看，无一不能不说都是“新政”的结果吧？！到了清朝末期，不仅水灾、旱灾、虫灾频仍，加之匪患日甚，还更有强势外寇入侵，国家、民族可谓是“灾难深重”，哪见“兴邦”之希望？唯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新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希望之曙光！即使新中国建立后，“天灾人祸”不多也不少，不可谓不严重，如“大跃进”，“反右”扩大化，十年浩劫之“文革”，以及洪灾、旱灾和唐山大地震，如此“多难”带来的是“民穷国弱”。唯有邓小平等新一代伟人推行“改革开放”之新政，带来了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开创了“小平盛世”之新时代！
　　查“多难兴邦”之出处，也许能给人们更深的启迪。《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其意不难明白：灾难难以预料，面对灾难，应有“新政”举措才能“固国”，否则就会“丧国失守”。晋人刘琨《劝进表》：“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其意更为明白：劝告执政者面对灾难要“殷忧”要“圣明”，须采用“新政”以励精图治，振兴国家。古人本无“多难兴邦”之理念。然而，历代统治者面对灾难毫无新政良策，便玩出了“多难兴邦”之骗术，旨在愚弄民众罢了。
　　当今“以人为本”之新政，倘能彻底而持续地实施，凝聚民心，集中民智，尊重民权，关注民生，让人人皆有“全民皆同胞”之切身感受，让人人皆有“国运皆家运”之心境体验，可能“兴邦”就大有希望了！
　　“多难”必“害邦”。“新政”才能“兴邦”！
　　　　　　　　　　　　　　　 2008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