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了的阿克顿名言

　　阿克顿勋爵（1834—1902）生前他并不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但在去世后他却被尊称为伟大的自由主义预言家和史学大师，这与他曾说出了一句“警世通言”不无关系：“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论文集《自由与权力·权力》）在欧美诸国，这个真理经常成为报纸社论的主题；在当下的中国，每逢谈论起腐败，这句话几乎成了所有人的口头禅。

　　然而，正象白豆腐一经王致和加工就会变成酱豆腐或臭豆腐一样，很多名言一旦经过中国某些人加工，往往也要变色变味。阿克顿这句名言也被很多人解释为权力失去了监督才会导致腐败，有人还干脆把这句话改造成“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腐败”；似乎“玉京仙子本无暇，总为尘缘一念差”，只要加强了监督，权力便会俭素恬淡，俗尘不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对阿克顿的误解或有意的歪曲。事实上在阿克顿眼里，不管权力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引文同上）这是因为，趋于无限扩张是权力的本质属性，这种扩张不仅会摧毁道德防线，把掌权者腐蚀成为趋利无耻的败类；也会摧毁法制，把掌权者腐蚀成专横跋扈的“暴君”。在权力面前，即使伟大人物也难以超凡入圣，所以在阿克顿眼里，“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同上）

　　当权力高度集中又没有力量与之抗衡时，便形成“绝对权力”，“绝对权力”一旦形成，腐败便不可逆转。监督对于权力固然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在“绝对权力”面前其结局只能是两个：要么缴械投降，俯首称臣；要么粉身碎骨，一败涂地。在“绝对权力”面前，司法人员的阿谀曲从、新闻媒体的噤若寒蝉，我们早已司空见惯，而社会公众的监督往往也不过是孤豚咋虎。所以，期望依靠监督遏止腐败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权力的监督，在明朝其实已经登峰造极。明朝的监督机构叠床架屋，在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之上有直接听命于皇帝的锦衣卫，锦衣卫之上有东厂，东厂之上有西厂，在东、西厂之上还有中厂；军队里也派有皇帝的心腹——监军。明朝对于贪腐官吏常常轻罪重罚，手段残忍，不惜剥皮实草。但是明朝始终没有遏止住权力的腐败，朱元璋尚在世时便出现了特大集体贪污官粮案，朱元璋死后，贪腐之风愈演愈烈，终于埋葬了朱明王朝。明朝对权力的监督之所以失败，因为存在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皇权。我国现今的监督机制其实已经很健全，之所以“前腐后继”，皆因“土皇帝”太多。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有“皇帝”在，监督就难以奏效，不管他是真皇帝还是“土皇帝”。

　　除凌驾于法律之上外，“皇帝”还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特点，即对于其属下通常是问忠不问廉；越是对品德高尚的人，他们越是疑心生暗鬼。秦扫灭六国时，王翦奉命率军灭楚，行前故意再三请赏，秦王误以为他是贪得无厌的俗人，终于放心把倾国之军交给他。楚汉之争时，萧何坐镇汉中掌握着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他发现刘邦对他不放心后，急忙置良田，蓄美姬，把自己伪装成胸无大志的庸人，才取得了刘邦的信任。“康乾盛世”时，和珅贪污的钱财相当于当时全国十二年的财政总收入，但因为他是乾隆的宠臣，所以“乾隆不死，和珅不倒”。周亚夫是功勋卓著的名将，然而当汉景帝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还是找借口把周亚夫杀了。因为他觉得周亚夫虽然忠于自己、忠于社稷，但太认死理，自己死后儿子年纪还小，周亚夫未必肯把小皇帝放在眼里（此人鞅鞅，非少主臣）。当今，一些官员之所以“边腐边升”，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不是无人举报，也不是“查无实据”，而是让上司放心。毋庸讳言，在当今的“土皇帝”中，比秦始皇、刘邦、汉景帝、乾隆更高明的并人不多。     

　　公元前五世纪，几乎在雅典出现民选政府的同时，在罗马也出现了民选政府，他们称其为“共和国”。阿克顿由此得到启发，他认为，要遏止权力腐败，必须将权力分立，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古罗马人发现了这么一个道理——正是按这个原理建构了罗马共和国，那就是：权力，一旦它处于分立状态时，那么，就没有必要取消它的存在”。（同上）但是，一人一张票的民主仍不能从根本上遏止权力的腐败，“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止权力变得专断，但并非仅仅存在民主的控制就能做到这一点。”（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第五章）必须将这种原始的民主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而“自由乃至高无上之法律”，“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自由与权力·自由》）因此，只有当人民能够自主地将自己满意的人选为“公仆”，也能够随时将不满意的“公仆”罢免时；当人民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与权力相抗衡时；当新闻媒体能够象追逐影星歌星一样追逐“公仆”，将“公仆”的一举一动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时；当法官能够忠于法律，而不必再“领导让判几年就判几年”时，……对权力的遏止才有希望成功。抛开公民的自由而空谈监督，于世无补，于事也无补。 吴兆民（河北）